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说这个话的时候，先生已经完成了伟大的《阿Q正传》，实现了撕破与毁灭的完美融合，阿Q那无价值的喜乐人生被撕破之后，成了一出有价值的国民悲剧。现在韩国电影人也朝着这个方向迈了一步，给民族的苦难披上了一件欢乐的外衣。

今年夏天，中国导演郭柯以幸存慰安妇为对象的纪录片《二十二》公映，尽管放映的排片量偏低，但在强烈的爱国情怀支撑下，人们仍然争相观看。一个月后，同样以慰安妇为主题的韩国《I CAN SPEAK》公映，居然，是一部喜剧。虽然基于真实的人物原型，但金炫锡导演（自编自导）让一个曾经的慰安妇变身热衷举报的朝阳大妈，先把区政府信访办闹了个底朝天，最后又杀到美国国会，用流利的英语揭露日军的暴行。

把社区大妈上访的故事和慰安妇这样国仇家恨的大主题连起来，把民族的伤痛处理成商业喜剧，《I CAN SPEAK》的“大胆”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它拓宽了东亚地区控诉题材影片的表现手法——从前半部分的上访闹剧到后半部分听证会上的慷慨陈词，搞笑与悲情之间的转换自如而不违和，对战争的揭露、对愤怒的控制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不能不说是本片最大的优点。对照去年韩国同题材的影片《鬼乡》可以看出，《I CAN SPEAK》对慰安妇题材的另类处理搏得了不少好感，而从正面切入苦难的叙事方式已经较难有更大突破。

反观我国，由于民族情绪带来的固定思维，以及其它大环境上的限制，在电影创作中尚难做到将民族矛盾和历史苦难转化成戏谑之作，在这方面，韩国电影人则进行了勇敢的尝试。比如2005年拍摄的、反映韩战的影片《欢迎来到东莫村》，将朝、韩、美三国士兵放置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庄里，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闹出许多笑话，最终，淳朴的民风激发了士兵人性中的友善，化解了彼此的敌意，大家联手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战争本身。

不过，如果撕破《I CAN SPEAK》的喜剧外衣，我们会发现故事真正的核心既不是朝阳大妈爱社区，也不是慰安妇恨日军，而是“孤独的人们互相取暖”。

片中负责主要喜剧效果呈现的是两条线：“鬼怪奶奶”罗玉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不断上访；她一把年纪了仍在拼命学英语。两条线以罗奶奶用上访的方式逼着9级公务员朴民载当自己的英语老师为交汇点，全片的喜剧桥段基本结束。然后，又以学英语为起点，引出了两组亲情：罗氏姐弟和朴氏兄弟。罗奶奶是为了能和在美国的弟弟通话所以开始学英语，朴主任则是为了照顾在韩国上高中的弟弟而放弃了学英语。虽然行为方式相反，但出发点都出于对家人的“爱”。这两组亲情的交汇点，是朴主任发现罗奶奶在偷偷为自己的弟弟做饭。一方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另一方是无父无母的兄弟两个，对亲情的渴望让双方的关系迅速靠近，中秋大餐完成了最终的情感升华，从此“亲如一家”。

在亲情的基础上，影片又推出了两组友情：罗奶奶与朴主任的忘年交、她与闺蜜正心的生死交。后者指向了罗玉芬奶奶的过去即她的慰安妇经历，但其实前者才是影片真正的主线——是孤身一人的罗奶奶与同样孤独的朴民载之间的关系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从朴接待罗的投诉开始，两人不打不相识；到在英语培训班巧遇，罗为了学英语各种死缠烂打；再通过英语这个媒介，双方从师生情升级到祖孙情；然后为了市场拆迁的事，彼此反目；到罗的慰安妇身份曝光，大家又尽弃前嫌携起手来；最后听证会的段落，是两人关系也是整部影片的高潮——朴追到美国提供证据，并请来罗的弟弟见面，完成了民族感情和家族感情的集体释放。

用下围棋的方式学英语接着当街喝米酒，到酒吧勾搭老外连着在树下倾诉心事，在这两个段落中，喜与悲的场景交替出现，每一次搞笑都成为忧伤的反衬，从而完成了“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氛围营造。另外，片中同样处于孤独状态中的人还包括为了照顾妈妈而没能嫁人、独自经营猪爪店的姑娘；一直暗恋朴民载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的8级公务员孙小姐；努力学会了英语想去美国参加听证会，却因为患了老年痴呆未能成行的正心奶奶；还有天天靠泡面、水饺、外卖度日，和哥哥长期冷战的高中生朴英才……正因为孤单无所不在，所以愈加显得罗奶奶热衷为街坊邻居打抱不平的勇气如此温暖。

按说，演绎两个不同年龄人士之间的忘年情谊，只要拍得好，同样也可以是佳作，从意大利的《天堂电影院》到巴西的《中央车站》，从“老牌牛仔”伊斯特伍德的《完美的世界》到讲“牛仔新人类”的《追捕野蛮人》，都是成功案例。《I CAN SPEAK》往前递进了一步，将普通人的情感放置到社会及国家的宏大背景下去考量，虽然有强行拔高的嫌疑，但目前看来还是成功的。毕竟，由于韩国慰安妇的努力，而促成美国国会“慰安妇谢罪决议案”（HR121议案）的通过，是不争的事实。当罗奶奶说出“I CAN SPEAK”这句英语，掀起衣服露出伤痕，这两个场景达到了十足的震撼效果，成为影片后半段的重磅催泪弹。

听证会后怒怂日方代表的一幕处理得相当克制，而且很快就切换到罗氏姐弟相见的大团圆场面，这再次证明“控诉仇恨”并非本片表达的重点，各种真情才是支撑全片的重心。但是很自然地，观众的关注点和影片的卖点会落在对日民族情绪上，所以，影片究竟是给苦难历史穿上了欢乐的外套，还是在温情喜剧上加盖了国家的戳记，恐怕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