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1-22

与子同袍 • 给斯大林的礼物:大地上的信仰

无疑，这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但却不像《南京！南京！》那样，去极尽所能地描述一处地狱的“真实”；这是一场悲情的叙事，但却没有意识形态的强烈声音在背景处时时不忘哀怨、控诉，聒噪不休；这里有生离死别的惊险、起伏，却不图用一张“辛德勒的名单”或者《拉贝日记》里近乎意淫的个人壮举，去承载所有“弱者”的命运颠簸。

没有集中营那种赤裸的残暴，流放者的古拉格群岛也被稀释成了一个小小的农庄，这只是黑暗时代里，血泪纵横的人类一个看似不好不坏，不痛不痒的细胞——哈萨克斯坦的天地苍茫、草原牧歌，一道奇丽的布景让苦难的叙事跳出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草原、羊群、牧民的马鞭，与不时闯入画面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构成了一种象征广泛而又寄意悠远的对立叙事，每个角色的个人悲剧融入了一个大音希声的背景，辽阔而赤裸的大地，为文明对历史的拷问增添了一个更加富有纵深的向度。

历史档案的调查、社会数据的统计以及各流派的政治经济学说，更多地只是今人与历史“对簿公堂”的庭证；文学与非文学的记录，伦理的剖析，道德的宣判，也未必就是受难者反诘不公的真声。历史审判的正义性可以建立在政治学说与道德说辞之上，但每一具苦难中的灵魂从不会以这些抽象而虚远的东西作为反抗的武器，正如刘宇翔所援引的阿伦特所言：“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

影片中这些卑微的个体生命，如果其身上散发着某种伟大的闪光，那原因一定在于他们所赖以反抗的东西——它绝不同于革命主张中的以暴易暴，而是一种同宗教一般纯净，同文明一般古老，至善、至柔、至美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称作人性过于虚泛，那么应该叫作善良，如果善良过于普通，那么应当称作圣洁。

是的，善良的普通人很少会拍案而起，以命相搏，当亚齐忍无可忍与警长扭打在一起而不幸中枪时，草原上最后的一点的沉静于是也破灭了，沙士奇出走的命运亦由此奠定。

在国家机器的高压下，善良的人也许更多的情况是低头服从，无论是正直的哈树大叔、薇拉、亚齐，还是有些猥琐、势利却也良知未泯的胖子——毕竟，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在那样一个社会，“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将被“不服从者不得食”所取代。

然而，服从的屈辱并不意味着信仰的解体与尊严的崩溃。薇拉无奈委身警长和少校，屈辱受尽，但将自己拒于幸福门外的不是自己的失身，更不是爱慕她的亚齐，而是她自己的灵魂忏悔。亡夫的项链，圣母的神龛，亡者与宗教在这颗屈辱到窒息的心灵里，支撑起了一片信仰的空间。

她拒绝亚齐的求爱，并且每次被羞辱之后，都悲痛地向圣母忏悔，哪怕是为了保护沙士奇这个犹太孤儿而逢迎警长，她也无法走出“罪人”的心境。当她强忍住悲愤与恐惧而避开欲火焚身的警长，并且壮着胆子在少校面前挖苦了博加拜之后，那颗因忏悔罪孽而无比沉重的心灵，才终于有了打开门扉的转机。爱情冲破了恐怖、高压、羞辱与肮脏，又给草原带来了一番难得的欢歌。

然而政治掩护下的贪婪与残暴并没有放过一场短暂的狂欢，没有放过这个已经磨难重重的女性。对于忍无可忍的凌虐、羞辱，亚齐做出了最后的反抗，而这对底线的捍卫也被博加拜冠之以“挑战苏维埃公权力”的罪名。当信仰再一次无法回答命运的不公时，唯一真实的只可能是最后一次撕心裂肺的哭号与余生里的恒久绝望。

支撑薇拉走过种种屈辱的，不是道德的义愤或政治的谴责，而是宗教的信仰，或者说，悔罪让这颗心灵久久拒绝幸福，但也是悔罪的力度在保障着灵魂的存在。同样，哈树爷爷对暴政的反抗与对尊严的捍卫也存在于政治与义理之外。尽管在博加拜面前，这位可敬的老人表现出惊人的沉着与极度的不屑，但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比道德支撑更加强大、更加深远、一种大地般的胸怀。

游牧民族的习俗与美德，同他们脚下那片苍茫无际的草原一般古老，政治恐怖是暂时的，一个人的生平也是短暂的，而穆斯林的信仰与道德原则却如基因一般顽固地存活在人心之中。当沙士奇爬上苏联人的列车，车厢里丰足的罐头和蔬果无疑与小小车厢外面的世界构成了极大的对比和反讽，然而，当这些奢足的物资成为草原上孤儿们的囊中之物时，导演并不意在让观众体会那种看孙猴子大闹天宫、偷吃蟠桃，在意淫中心里暗叫着“造反有理”的满足。沙士奇被哈树爷爷领回后，哈树以少有的严厉训诫了小男孩儿，并说这真让他丢脸。这也让我们看到，草原上的古老文明，是如何培养出一代代哈树一样忠厚、正直、富有尊严的牧民，而不是朝三暮四、狂热危险的“革命小将”。

当每天清晨，哈树在宣传领袖崇拜的广播声中虔诚地向阿拉祷告时，宣传话语的愚蠢荒谬与哈萨克老人祈祷时的安定淡然所构成的反差，让这种聒噪的意识形态在古老文明的沉稳面前，顿时显得丑恶、猥琐，有失厚重，而这或许比任何的抨击、控诉都更为有力，也更能给人以走出恐怖的希望。铁路连接起草原两边的地平线，而地平线上驶来的苏联列车带来的往往只是暴力、屈辱、掠夺和死亡，然而，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却正在消融、嘲讽着它的愚蠢与丑陋，这种力量中或许正寄寓着某种超然历史的达观与从容，成为流亡者心目中孕育着希望的地平线。

草原与火车，牲畜与吉普，两种物象共存对立的背后，是虔诚信仰与愚民宣传，忠厚正直与恃强凌弱，超然物外与政治狂热，尊严与屈辱，欢乐与恐怖，文明与野蛮的倒置。当苏联政权及其爪牙宣传着“斯大林让你与真相同在”，以正义与“正确”的面目出现在一群被迫服从者面前时，一伙麻木、凶恶的军人、警察，和一个面色不改、凝眸远望的忠厚老人，孰为野蛮，孰为文明，谁意味着毁灭，谁透露着希望，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反讽更为有力而到位的了。

在天地茫茫的草原全景中，哈树爷爷和小沙士奇有一段马上的对话，一老一小，一问一答。如所有听童话故事的孩子一样，沙士奇只是不停地问着“然后呢”“然后呢”，哈树聊聊数语间带过的，是其一生的苦难经历，也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悲痛记忆。这段叙述同样没有控诉，但牧民言语间的质朴却如同背景的草原牧歌、天地苍黄一般，有种穿透命运与历史的古老音色：以前有上千的人参加一场婚宴，成群的羊和骆驼，无尽的游乐与欢歌，然后，在一次游戏中追到了一个女孩，并吻了她，然后，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然后，闹了饥荒，大家都死了，然后爆发了战争，然后，哈树遇到了小沙士奇……老少之间的一问一答，像两条粗放而率真的线条，用最简略的写意笔触，举重若轻地勾勒出了一场世纪的灾难，一个民族的记忆，一副历史的轮廓，一片文明的血泪。历史仍在继续，悲剧尚未收场，谈论着苦难的老人和孩子身后，天空与草原苍茫依旧，辽远如常。

哈树老人那张丑陋而又苍老的脸庞，皱纹如千沟万壑，像贯穿正常叙事的一个谜，像写在画面之后的字，永远凝重、从容，和善到打动人心，却也始终不失一种不怒自威的尊严。刻在脸上的像是岁月的磨难，凌虐的伤痕，眼神却又好像总在眺望一种来自悠远文明的希望。土地上的人们，或许不懂政治，也不知惧怕原子弹，但永远相信，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的确，在庞大的乌托邦帝国中，在维持着乌托邦的暴力下，这些卑微的人们可以被蹂躏被侮辱被流放被遗忘，甚至被为领袖祝寿而试爆的核弹从版图上彻底地抹杀，就像橡皮在地图上轻轻擦掉一个小点。正如影片中的旁白所言，“无论草原或人畜，都不知道这里将承受多大的牺牲”。

但在世界上有核弹之前很久，有些东西便已存在，便已不朽，或者写入了历史，或者谱成了传说，或者在世代草原人的眼神里和皱纹间留传，这些东西是悠久而不会磨灭的。草原的文明遗传给了哈树正直与善良，从容与信仰，即便一切在瞬间被摧毁，草场只剩荒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希望的生生不息。因为有一个孩子和他的记忆从灭绝的灾难中逃离，哈树曾像一个先知般对小沙士奇说，总有一天，你会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时，那棵老树已经死去，但当年祈福的布条仍如密叶般挂满枝头。这个孩子的确会回到了这里，用犹太人流浪的脚步完成一次回归，带着他已老朽的身躯，斑驳的记忆，哈树的嘱托，还有那个业已毁灭的村庄经久流传的讯息。我们仿佛依然可以看到哈树那张沧桑的面容，在不毛的荒原上，从容如故，看着一些东西留存、辗转，一些东西崩坍、死灭。

影片描绘的是一场政治恐怖的灾难，但却始终避免使用一种政治争论的语言，无论是薇拉的圣母，穆斯林哈树的阿拉，还是萨博（沙士奇）的耶和华，在立人为神的苏联暴政面前，这些善良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用神的信仰去反抗，用神的语言去祈祷。如果说在灾难面前，他们的坚忍与超然来自一种如文明般久远而深邃的眼光，和大地般古老而宽广的胸怀，这种终极的情怀最后只可能走向宗教。

哈树曾对小沙士奇说，神只有一个，对于所有人都一样；他听得懂所有的语言，只要是真心话。是的，无论他们把神唤作什么不同的名字，其实都是同一个终极的向度，他教人顺从良心，毋忘尊严，在黑暗中亦不失希望。正如多灾多难的约伯诘问上帝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那不是为了彰显耶和华的不仁，只是在上帝面前，世间的不平都不应由人对人作出审判，正像那些“告发”、“清洗”、“改造”异己的人所做的那样。虔诚的信徒不会质问命运，因为那些心无敬畏的人自会被一种不灭的力量所嘲弄、终结和宣判。

如果不信神明，你也可以说这种力量是大地的历史，是人类的文明，尽管这样的表达与信仰相比略显差强人意。

影片的最后，萨博（沙士奇），这个犹太人的孤儿故地重游，认穆斯林哈树为父，在埋葬着亲祖父、哈树、薇拉、亚齐还有胖子的地方，用犹太教的祈祷文称颂这些曾在草原上汇聚的人们。正如其自己的告白，普天之下皆是神的国土，但他终究无法不心系那个草原上的村落。他像一只迷失了羊圈的羊，因为那个村庄的人们已被原子弹彻底地从大地上抹去了踪影。其实，那个村庄的生命，恰被这个流浪者所承载、散播，尽管他仍在寻寻觅觅，在人世间探问着自己的应许之地。

影片中有这样一段博加拜与亚齐的对话让人拍案叫绝，警长在调戏完薇拉之后，又耀武扬威地来到亚齐面前，戏谑地问道：

“怎么，波兰佬，想跑吗？”

“是啊，警察先生。”

“你跑啊，跑5公里就关你5年，跑20公里就关20年。”

说到这里，博加拜不禁露出了得意洋洋地神情，仿佛他在玩弄着一只虫子，等待着欣赏这只小动物绝望的神情。然而亚齐却停下手中的活，盯着这个跋扈的“公权力”代言人，神情坚毅地说了一句让博加拜脸色乍变的话：

“我能跑上1000公里。”

这个流放异乡的波兰人仿佛已经深谙了这片土地的哲学，已经习得了那些老牧人的眼光：1000公里以外的自由你也能扼杀吗？或许你连想象也想象不到。你可以关我5年、20年，你可以关我1000年吗？在千万年的时空面前，你还能如此颐指气使、淡定从容？千年不论，百年之后，你我在哪里？领袖斯大林在哪里？苏维埃又在哪里？谁会被铭记，谁又会被抹杀？谁会被唾骂、诅咒，又是谁的名会在神前被祈福，在大地上被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