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13
Quasimodo • 罗长姐:伦理之上，自然之下
伦理之上，自然之下
——论影片《罗长姐》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摘要：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早年，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精神的匮乏与对人权的忽视更是加重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以至于不断叠加的社会问题在近几年断裂式的爆发。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的产物，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罗长姐》在展现生态女性主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影片拍摄于中国湖北农村，其中有大量表现中国农村环境生态的画面，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极大地凸显。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上来看，影片消解了“父权制”，表达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关切，是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电影的一大进步。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出发，具体从生态女性主义介绍、自然与女性之隐喻、解构父权与生态正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影片，探究影片所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自然与女性之隐喻；解构父权；生态正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出现于1974年，由朗索瓦兹·德奥波妮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十年之后，卡林·J·沃仑进一步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女性困境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指向于父权制所带来的压迫，即等级制的思维方式、价值二元论、统治的逻辑。由于这种压迫，女性和自然被归于二元论中的屈从的一方，而男性与国家机器则是与自然和女性相对抗、排他的支配方。例如，大地和地球常常被称为“母亲”，她负责养育与牺牲。自然生态和女性两者被自然的归结为一起，当有“女性特征”的大地母亲被男人理所应当征服、开掘、开垦和破坏时，意味着男人同样可以这样对待与大地母亲有相同特征的女人。面对如此困境，生态女性主义提出消除“二元论”，实现“同一性”。即，承认男女之间的普遍差异，但是应当消除差异带来的歧视，实现性别平等。更甚至应该突出传统的女性美德，因为正是传统的女性美德才使得社会更加平稳和持续的发展。
二、自然与女性之隐喻
“‘自然’和‘女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概念。 在认识和理解自然与女性之隐喻关系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人类社会的 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正是人类文 化观念及与之相应的行为导致了女性成为‘第二性’，导致了 自然的‘退隐’、乃至‘死亡’。 ”[1]在影片为数不多的空镜头中有三个表现时间流逝的画面，一是影片开头，一片绿油油的树林，第二是光秃的树枝上有着零星的几片干枯的树叶，三是彻底干枯的树枝。这三个景物镜头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在这悄无声息的环境变化中罗长姐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春天到冬天，罗长姐由自己照顾儿子到教孙媳妇照顾儿子，罗长姐的衰老也在无声无息的进行。与此同时，罗长姐家的小猪也在成长着。一开始是母猪人工授精生下了小猪，接着母猪用自己的乳头喂养着小猪们，随着小猪长大，被杀掉或者被送走。
这里罗长姐与祁才政的母子关系通过母猪与小猪们的母子关系隐喻，繁衍生息是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母亲与孩子关系是所有生物成长的基础，而男性与机器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一开始，母猪是被人工授精，为母猪人工授精的男性村民“取代”自然性交，成为母猪是否受孕的主宰。这是男性建立“二元论”的一步，成为主宰的一方。与之对应的是国家机器对罗长姐这一女性的间接伤害，而伤害罗长姐的主体则是身为男性的祁才政。两者的对比，符合了生态女性主义中父权制对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强调。在小猪被男性村民们揪着耳朵打疫苗时，母猪听到惨叫却只能在猪圈里哀嚎，而面对被国家机器伤害的儿子，罗长姐也只能选择忍耐与照料。这两者的隐喻描绘了女性与自然共同受到的压迫。
而随着季节更替的还有农村自给自足的耕作变换，影片给了大量的镜头展示罗长姐及其家人耕作的场景：春天，田野里开满了花，罗长姐的儿子割猪草喂养自家的猪，在玉米地旁种下土豆。秋天，收获玉米地的玉米。冬天，无用的玉米杆又为罗长姐家提供燃料。如此循环往复，罗长姐一家在这样自给自足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罗长姐作为祁才政的母亲、母猪作为小猪们的母亲，而这片土地却作为所有生灵的母亲，她供养着罗长姐一家及其他世人。这从“小”到“大”的视野，都强调了女性在生态环境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消解父权与生态正义
不仅仅是生态女性主义，几乎人类所有的压迫形式都可以归结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它赋予了一方优于另一方的特权，存在排他性和屈从性。而生态女性主义第一个呼吁的就是打破二元论，解构父权制。《罗长姐》以两位女性作为主角，而男性都是缺席或是“失语”的。影片的英文名叫《Mama》，母亲又或是母性作为全片塑造的一大主题，而父亲角色却是缺席的。从影片的开头到结尾罗长姐及其家人都未提及父亲角色与丈夫角色，男性都是以儿子角色或晚辈角色出现。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来看，“父亲”和“丈夫”是俄狄浦斯情节的的重要环节，弗洛伊德认为男性之所以拥有优于女性的气质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父亲带来的“阉割恐惧”，因此男性更加勇敢与理性，直到他们自身成为“丈夫”或者“父亲”。而影片《罗长姐》直接抹掉“父亲”或是“丈夫”角色，罗长姐孙媳妇刘文芳去世的丈夫，这是影片唯一提及的“丈夫”角色，但是也不幸去世。虽然纪录片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罗长姐最后把儿子仍旧依托给了一位女性，即刘文芳。女性坚强、善良的传统美德仍然是由女性延续。
而作为“儿子”角色存在的祁才政则是“失语”的，影片中每次罗长姐给儿子祁才政喂饭，祁才政都是从一个小洞里伸出头，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另一个儿子，影片也没有更多的刻画，更多的也只是听从他口中说出的罗长姐。影片从淡化“父亲”与“丈夫”角色来消解父权制，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打破父权制的思想。
生态正义是指在个人或者社会集团的行为都需符合生态平衡，在资源开发利用上要合乎公平。而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生态正义则是指男女之间的生态平等，影片的最后，罗长姐和刘文芳两位女性实行“权力”与“生命”的更替，罗长姐从阴影里走进房间，刘文芳则从房间里走向阳光下，一明一暗暗示着生命的更替。这是生态循环的必然，也是生态循环中最公平的部分，不论男女终将面临的归宿——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罗长姐》作为一部纪录片，具有其局限性，因为一部纪录片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客观，导演金行征无法融入过多的个人表达。同时，影片塑造罗长姐这个伟大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固化女性的大众形象，颂扬女性的牺牲与付出，而站在女性角度，这样的颂扬并不有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但是作为近几年来国产片中少有的以女性为主角的纪录片已算是十分优秀，影片直面女性生态困境，凸显女性的美德，充分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面对罗长姐的困境，同时也是无数女性的困境，消除二元论，提倡男女平等、生态平衡，“妇女（自然）必须（通过进入公共世界）把自然融入文化；男人（文化）也必须（通过进入私人领域）把文化融入自然。”[2]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同一性”，共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龙娟. 自然与女性之隐喻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1(2):71-74.
[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论影片《罗长姐》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摘要：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早年，在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精神的匮乏与对人权的忽视更是加重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以至于不断叠加的社会问题在近几年断裂式的爆发。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结合的产物，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罗长姐》在展现生态女性主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影片拍摄于中国湖北农村，其中有大量表现中国农村环境生态的画面，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极大地凸显。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上来看，影片消解了“父权制”，表达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关切，是近年来国内女性主义电影的一大进步。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出发，具体从生态女性主义介绍、自然与女性之隐喻、解构父权与生态正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影片，探究影片所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自然与女性之隐喻；解构父权；生态正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出现于1974年，由朗索瓦兹·德奥波妮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十年之后，卡林·J·沃仑进一步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女性困境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指向于父权制所带来的压迫，即等级制的思维方式、价值二元论、统治的逻辑。由于这种压迫，女性和自然被归于二元论中的屈从的一方，而男性与国家机器则是与自然和女性相对抗、排他的支配方。例如，大地和地球常常被称为“母亲”，她负责养育与牺牲。自然生态和女性两者被自然的归结为一起，当有“女性特征”的大地母亲被男人理所应当征服、开掘、开垦和破坏时，意味着男人同样可以这样对待与大地母亲有相同特征的女人。面对如此困境，生态女性主义提出消除“二元论”，实现“同一性”。即，承认男女之间的普遍差异，但是应当消除差异带来的歧视，实现性别平等。更甚至应该突出传统的女性美德，因为正是传统的女性美德才使得社会更加平稳和持续的发展。
二、自然与女性之隐喻
“‘自然’和‘女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概念。 在认识和理解自然与女性之隐喻关系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人类社会的 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正是人类文 化观念及与之相应的行为导致了女性成为‘第二性’，导致了 自然的‘退隐’、乃至‘死亡’。 ”[1]在影片为数不多的空镜头中有三个表现时间流逝的画面，一是影片开头，一片绿油油的树林，第二是光秃的树枝上有着零星的几片干枯的树叶，三是彻底干枯的树枝。这三个景物镜头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在这悄无声息的环境变化中罗长姐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春天到冬天，罗长姐由自己照顾儿子到教孙媳妇照顾儿子，罗长姐的衰老也在无声无息的进行。与此同时，罗长姐家的小猪也在成长着。一开始是母猪人工授精生下了小猪，接着母猪用自己的乳头喂养着小猪们，随着小猪长大，被杀掉或者被送走。
这里罗长姐与祁才政的母子关系通过母猪与小猪们的母子关系隐喻，繁衍生息是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母亲与孩子关系是所有生物成长的基础，而男性与机器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一开始，母猪是被人工授精，为母猪人工授精的男性村民“取代”自然性交，成为母猪是否受孕的主宰。这是男性建立“二元论”的一步，成为主宰的一方。与之对应的是国家机器对罗长姐这一女性的间接伤害，而伤害罗长姐的主体则是身为男性的祁才政。两者的对比，符合了生态女性主义中父权制对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强调。在小猪被男性村民们揪着耳朵打疫苗时，母猪听到惨叫却只能在猪圈里哀嚎，而面对被国家机器伤害的儿子，罗长姐也只能选择忍耐与照料。这两者的隐喻描绘了女性与自然共同受到的压迫。
而随着季节更替的还有农村自给自足的耕作变换，影片给了大量的镜头展示罗长姐及其家人耕作的场景：春天，田野里开满了花，罗长姐的儿子割猪草喂养自家的猪，在玉米地旁种下土豆。秋天，收获玉米地的玉米。冬天，无用的玉米杆又为罗长姐家提供燃料。如此循环往复，罗长姐一家在这样自给自足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罗长姐作为祁才政的母亲、母猪作为小猪们的母亲，而这片土地却作为所有生灵的母亲，她供养着罗长姐一家及其他世人。这从“小”到“大”的视野，都强调了女性在生态环境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消解父权与生态正义
不仅仅是生态女性主义，几乎人类所有的压迫形式都可以归结于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它赋予了一方优于另一方的特权，存在排他性和屈从性。而生态女性主义第一个呼吁的就是打破二元论，解构父权制。《罗长姐》以两位女性作为主角，而男性都是缺席或是“失语”的。影片的英文名叫《Mama》，母亲又或是母性作为全片塑造的一大主题，而父亲角色却是缺席的。从影片的开头到结尾罗长姐及其家人都未提及父亲角色与丈夫角色，男性都是以儿子角色或晚辈角色出现。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来看，“父亲”和“丈夫”是俄狄浦斯情节的的重要环节，弗洛伊德认为男性之所以拥有优于女性的气质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父亲带来的“阉割恐惧”，因此男性更加勇敢与理性，直到他们自身成为“丈夫”或者“父亲”。而影片《罗长姐》直接抹掉“父亲”或是“丈夫”角色，罗长姐孙媳妇刘文芳去世的丈夫，这是影片唯一提及的“丈夫”角色，但是也不幸去世。虽然纪录片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罗长姐最后把儿子仍旧依托给了一位女性，即刘文芳。女性坚强、善良的传统美德仍然是由女性延续。
而作为“儿子”角色存在的祁才政则是“失语”的，影片中每次罗长姐给儿子祁才政喂饭，祁才政都是从一个小洞里伸出头，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另一个儿子，影片也没有更多的刻画，更多的也只是听从他口中说出的罗长姐。影片从淡化“父亲”与“丈夫”角色来消解父权制，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打破父权制的思想。
生态正义是指在个人或者社会集团的行为都需符合生态平衡，在资源开发利用上要合乎公平。而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生态正义则是指男女之间的生态平等，影片的最后，罗长姐和刘文芳两位女性实行“权力”与“生命”的更替，罗长姐从阴影里走进房间，刘文芳则从房间里走向阳光下，一明一暗暗示着生命的更替。这是生态循环的必然，也是生态循环中最公平的部分，不论男女终将面临的归宿——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罗长姐》作为一部纪录片，具有其局限性，因为一部纪录片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客观，导演金行征无法融入过多的个人表达。同时，影片塑造罗长姐这个伟大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固化女性的大众形象，颂扬女性的牺牲与付出，而站在女性角度，这样的颂扬并不有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但是作为近几年来国产片中少有的以女性为主角的纪录片已算是十分优秀，影片直面女性生态困境，凸显女性的美德，充分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面对罗长姐的困境，同时也是无数女性的困境，消除二元论，提倡男女平等、生态平衡，“妇女（自然）必须（通过进入公共世界）把自然融入文化；男人（文化）也必须（通过进入私人领域）把文化融入自然。”[2]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同一性”，共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龙娟. 自然与女性之隐喻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1(2):71-74.
[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