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2-03
黑伞 • 罗生门:自足的恶与自卑的善
此文着重谈谈黑泽明的改编能力。
众所众知，电影名为《罗生门》，是来自于芥川龙之介的原著，但其实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上取材于芥川的另一部小说《丛林中》，那么为什么仍然叫《罗生门》？首先是因为芥川龙之介也写过《罗生门》，罗生门原名罗城门，是京都罗城的城门，后来引申为人间与地狱之界。所以“罗生门”相比起“丛林中”具有更强的象征意。如果从立意上看，《罗生门》是《丛林中》的延伸及总结。《丛林中》的特点是结构上的先锋，就是去中心化的多声部叙事，但这个叙事是没有结局的，乃是“循环叙事”，而非“线性叙事”；而《罗生门》更直接地表现了芥川采用这种“循环叙事”手段背后的价值观，即人性相互盘剥的真相和道德的无力。利己主义者的生存图景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漩涡中，他们原地打转，不会离真相更近，也不会离毁灭更近。将《罗生门》与《丛林中》合一的结果是使得电影从叙事到主旨显得更加完整统一，同时也符合传统的电影叙事原则，这体现了黑泽明的整合能力。
改编的第二处亮点是对行脚僧和樵夫的强化，这两个角色在原著中分量比较轻，属于外缘人物，但在电影中却成了重头戏，因为首先电影叙事需要完整，所以樵夫的叙述必须强化；更重要的是樵夫和行脚僧在电影中需要具备道德立场，来表现导演本人的立场。此外，电影还设置了一个“旁听者”，这个人也在罗生门下，完全不参与这起杀人事件，电影只负责表现他听完故事后的直接反应。这样的设置就构成了两组稳定的人物关系：武士——真砂——多襄丸是杀人事件的直接可能参与者，樵夫——行脚僧——旁听者则是杀人事件的叙述者和反思者，链接这两组关系的流动性人物是樵夫，他即是观看者，叙述者，也可能是参与者。武士、真砂和多襄丸是电影故事的主要推动者，而樵夫，行脚僧和旁听者则是电影叙事的主要呈现者，同时也是导演价值观的呈现者。
这样的改编本身就可体现黑泽明与芥川价值观上的重大不同，即在于前者承认人性有自省、忏悔的一面（樵夫），但这一面却需要另外两个人——行脚僧和旁观者来激发。行脚僧可以代表善，旁观者则象征着恶（这个角色是对《罗生门》中人物的移植），但无论是善还是恶，此二者相比起亲眼旁观杀人事件甚至也参与了作恶的樵夫，在道德判断上都显得更加无力，特别是行脚僧，除了愁眉苦脸，他的影响力几乎近似于无。那么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黑泽明彼时仍然相信这种基于道德伦理判断的呓语虽然本身没有作用，但对个人道德处境更危机的樵夫来说，还是可以起到唤醒作用的，因为软弱无力的善的呼喊虽然接近于喃喃自语，但相比起旁观者实实在在的恶行（剥去罗生门下弃婴的和服），在力量上仍然更胜一筹，这是黑泽明彼时的信念，当然到了后期的《乱》，他自己也不信了。
事实上正如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共同认可的那样，行脚僧在罗生门下，或者说在这个人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罪恶永远更强势，更有说服力，也更具备行动力。旁观者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立马抢劫了弃婴的和服，这说明人人都不会缺乏对罪恶的领悟力和执行力，这基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罢。但黑泽明仍然认为云游僧是需要的，即便他很弱，但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这样的存在至少象征层面上不可或缺，否则伦理便会面临破灭，个体将被旋进自足的恶中去，而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就是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吧。
众所众知，电影名为《罗生门》，是来自于芥川龙之介的原著，但其实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上取材于芥川的另一部小说《丛林中》，那么为什么仍然叫《罗生门》？首先是因为芥川龙之介也写过《罗生门》，罗生门原名罗城门，是京都罗城的城门，后来引申为人间与地狱之界。所以“罗生门”相比起“丛林中”具有更强的象征意。如果从立意上看，《罗生门》是《丛林中》的延伸及总结。《丛林中》的特点是结构上的先锋，就是去中心化的多声部叙事，但这个叙事是没有结局的，乃是“循环叙事”，而非“线性叙事”；而《罗生门》更直接地表现了芥川采用这种“循环叙事”手段背后的价值观，即人性相互盘剥的真相和道德的无力。利己主义者的生存图景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漩涡中，他们原地打转，不会离真相更近，也不会离毁灭更近。将《罗生门》与《丛林中》合一的结果是使得电影从叙事到主旨显得更加完整统一，同时也符合传统的电影叙事原则，这体现了黑泽明的整合能力。
改编的第二处亮点是对行脚僧和樵夫的强化，这两个角色在原著中分量比较轻，属于外缘人物，但在电影中却成了重头戏，因为首先电影叙事需要完整，所以樵夫的叙述必须强化；更重要的是樵夫和行脚僧在电影中需要具备道德立场，来表现导演本人的立场。此外，电影还设置了一个“旁听者”，这个人也在罗生门下，完全不参与这起杀人事件，电影只负责表现他听完故事后的直接反应。这样的设置就构成了两组稳定的人物关系：武士——真砂——多襄丸是杀人事件的直接可能参与者，樵夫——行脚僧——旁听者则是杀人事件的叙述者和反思者，链接这两组关系的流动性人物是樵夫，他即是观看者，叙述者，也可能是参与者。武士、真砂和多襄丸是电影故事的主要推动者，而樵夫，行脚僧和旁听者则是电影叙事的主要呈现者，同时也是导演价值观的呈现者。
这样的改编本身就可体现黑泽明与芥川价值观上的重大不同，即在于前者承认人性有自省、忏悔的一面（樵夫），但这一面却需要另外两个人——行脚僧和旁观者来激发。行脚僧可以代表善，旁观者则象征着恶（这个角色是对《罗生门》中人物的移植），但无论是善还是恶，此二者相比起亲眼旁观杀人事件甚至也参与了作恶的樵夫，在道德判断上都显得更加无力，特别是行脚僧，除了愁眉苦脸，他的影响力几乎近似于无。那么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黑泽明彼时仍然相信这种基于道德伦理判断的呓语虽然本身没有作用，但对个人道德处境更危机的樵夫来说，还是可以起到唤醒作用的，因为软弱无力的善的呼喊虽然接近于喃喃自语，但相比起旁观者实实在在的恶行（剥去罗生门下弃婴的和服），在力量上仍然更胜一筹，这是黑泽明彼时的信念，当然到了后期的《乱》，他自己也不信了。
事实上正如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共同认可的那样，行脚僧在罗生门下，或者说在这个人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罪恶永远更强势，更有说服力，也更具备行动力。旁观者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立马抢劫了弃婴的和服，这说明人人都不会缺乏对罪恶的领悟力和执行力，这基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罢。但黑泽明仍然认为云游僧是需要的，即便他很弱，但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这样的存在至少象征层面上不可或缺，否则伦理便会面临破灭，个体将被旋进自足的恶中去，而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就是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