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0-21
Tyger Tyger • 美丽新世界:传奇电影与电影的传奇
传奇电影与电影的传奇
作者 汤惟杰 来源 上海文学 2005年第2期 75-77页
隔了五年的时光，回过头去再端详拍摄于上世纪末的这部《美丽新世界》，你还是得承认，一切都还不那么糟：写实与浪漫、轻松与反讽……戏剧学院出身的施润玖,在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电影作品中，就已经把城市新喜剧的诸多要素拿捏得颇有分寸感。无怪乎当年此片公映，就有影评人欢呼，“一个新浪漫城市童话诞生了”。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取向时，施润玖曾说，“我要找的是要打破阶层带来的差别，是内心真正要找的东西，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虽然穷，但内心是平等的。” “现在社会形成了各种阶层，以前不明显，好像看起来所有人都差不多。可是社会发展到现在，很多地方贫富差距太大，有的人特别有钱，有的人快饿死了。阶层分得很细，收入差别很大，阶层感让人觉得要跨越阶层。”
电影开场，张宝根从来自缙云的长途客车上走下，踩在了上海的地面上，开始他的领奖（一套价值70万元的高级住宅）旅程。而在影片的结尾处，宝根领着金芳冒雨来到建筑工地，两人抬头仰望高耸的脚手架包裹着的他们未来的新房（大上海给这个外来者的一份奖品），这时，如同神迹显现一般，暴雨骤然停止，显示出电影的梦幻力量。
在我看来，尽管在此之前，施润玖就执导过多部摇滚乐MTV，而此片的摄影也是极有实力的吕乐，但在镜语层面，《美丽新世界》没有显示太多亮点。如果说技巧的运用上有什么新异之处的话，那大概就是安排了一个故事之外的“讲故事人”，即穿插在故事主线索上的“苏州评弹”场景：
片子开始不久，画面外三弦、琵琶乐声渐起，“有一个青年叫张宝根……”伴随着苏州方言的吟唱，汇入到原先同期录音的电影声响中。镜头由在公共汽车内宝根主观视角中的上海夜景，切换到江南市镇上的一座书场，台上评弹艺人吴侬软语浅吟低唱，吸引着台下的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听众，演唱者身后的布景画的正是上海外滩，而台口的横幅正书写着“美丽新世界”……往后，每当电影情节发生波折，评弹场景就会随之出现，而整部片子最后也以书场中曲终人散的镜头收束。
评弹这一创生于前电影、前影像时代的传统叙事形态，它诉诸说唱与聆听，讲求的乃是“理、细、奇、趣、味”；而电影一经问世，便以其对物质世界的真实复原，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表意方式之一。《美丽新世界》在叙事主线之上增加了评弹/讲故事的叙事层面，无疑具有多重而含混的意味：传奇趣味、地域色彩、陌生化效果……
我们固然可以将这样的处理看作电影文本内部的结构性技巧，但如果把这部《美丽新世界》放入99年前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地形图中审视，这双重的叙事结构将会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
从1995年开始，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美国大片，成为文化产业WTO的预演，在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压倒性优势之下，中国国产电影市场急剧低迷。中国电影的创作模式、产业政策如何作出结构性的调整，以应对美国好莱坞的冲击，国内电影界一时间众说纷纭，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探索。到98—99年间，最为著名的一种论点就是“新主流电影”的策略。而在电影实践上，当时的艺玛公司推出的几部小成本制作也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其中的一部。
“新主流电影”的倡议者，将“新主流”的经验来源定位在“既不是传统商业电影又不是艺术电影”的制作实践，简言之，即“有创新的低成本商业电影”，并且，试图在“对主流模式电影的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制作有创建的商业电影、想象力电影、时髦电影和游戏电影。在制作成本上，有鉴于300万以上的制作，需要1000万元的票房才能保本、赢利，而面对好莱坞大片和盗版vcd的冲击，“新主流电影”的成本则匡算在150万——300万元人民币。
由1996年创立的艺玛公司（投资方为台湾滚石唱片公司，而经理人则是美国人罗异 Peter Loehr ）自97年至2001年，先后制作了《爱情麻辣烫》、《美丽新世界》、《洗澡》、《走到底》、《昨天》等影片，在商业上获得了赢利（《爱情麻辣烫》是98年大陆电影票房亚军，而第一名则是《泰坦尼克号》），而且多部影片在国内外获奖。艺玛风格的成功，除了走400万的小成本制作路线外，有三个原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要拍能通过审查的片子。2、要年轻导演来拍。3、不拍农村片、古装片。”
有意思的是，艺玛公司在电影制作实践，有意无意地呼应了“新主流电影”倡导者的判断：“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农民工，我们从来就是否定这一看法的。农民工不具有优势，既不是新的潮流和观念的代表，又不对电影票价产生持续的压力……”“电影应该是时髦的，感性的，而不是陈旧的，概念的和过时的”。
由此可以看到，评弹/讲故事场景植入影片，使得故事与观影人之间树立起了一块奇异的铭牌，它不断提醒观众，别以为这是一篇乡下人城中得宝的新闻纪实，尽管你看到了酷似真实的影像，听到了还原度极高的同期声录音，但这一切没有妨碍这片子成为一部传奇，这只不过是城市人聊以自慰的一场幻梦。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主人公张宝根的形象还没有被抽象到仅仅是一具浮动能指的地步，这部片子也并不全然是编造的结果，其中若干打动人的细节，确实牵涉到了城市人的现实欲望与心理需求。在影片中，张宝根在上海倍受挫折，曾想弃城而逃，而他命运的转折除了那位流浪高手的教训与点拨，更现实的是他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立足点：勤勤恳恳的“从小事做起”，经营盒饭生意，从此如鱼得水，连脑筋也越做越活络，还想到了把写有“恭喜发财”的红纸条贴在饭盒上，结果生意大好，还顺便赚取了“小阿姨”市民金芳的青睐。
这番情节在我看来，简直可以被看作当年电影业自我想象的镜像，而宝根与金芳也仿佛是大陆电影人与观众关系的绝妙注脚。从1990年到2000年，大陆电影票房收入从24亿下降到8．1亿（其中7亿为进口片），国产影片完全被挤压到边缘的地位。中国电影与电影人如何生存？“新主流”的药方与艺玛的业绩，曾给力图突破困境的大陆电影人凭添了不少信心。当银幕上映现出大汗淋漓的宝根蹬着满载“恭喜发财”盒饭的黄鱼车时，看到他生意红火最后乐呵呵地点算着厚厚一叠钞票时，我们不能不联想起“新主流电影”的生存策略：小成本、城市题材、“想象力”和勤勉……。当施润玖们兢兢业业地经营着他们的电影盒饭，心里未必能有张宝根般的自信，他们知道，银幕之后，暴雨不会自动停止。于是，评弹出现了，讲故事人出现了，告诉你张宝根的奇遇不过是影像机器制造的一个梦幻。这与其说是电影向观众扮出的善意鬼脸，不如将它看成新一代电影人努力向自己挥动的苍凉手势。
2001之后，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渐渐显露疲态，而一批高额投资的商业大片成为票房主力。在商业电影领域，能否通过票房收回成本获得赢利是关键，其中档期的保证、明星的参与、高技术手段的应用，无一不需要大资金的介入。在要求高效快速增殖的资本眼中，低成本小制作的“盒饭买卖”，是无法满足其赢利的要求的。2001年12月31日，核心人物罗艺离开了艺玛公司，并于2002年1月1日另组新公司“命之作”，改变原来的制作路线，2004年3月，由其投资1200万、张扬导演的《向日葵》正式开拍。而施润玖在2000年的《走到底》（仍由艺玛公司投资）之后，拍摄了《安定医院》、《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等纪录片。
“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了过去式。
《美丽新世界》作为中国当代城市的影像版传奇，以它的双重视点，无意间（？）窥破了国产电影在当下毫无传奇性的遭际。
这是巧合还是洞察？
作者 汤惟杰 来源 上海文学 2005年第2期 75-77页
隔了五年的时光，回过头去再端详拍摄于上世纪末的这部《美丽新世界》，你还是得承认，一切都还不那么糟：写实与浪漫、轻松与反讽……戏剧学院出身的施润玖,在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电影作品中，就已经把城市新喜剧的诸多要素拿捏得颇有分寸感。无怪乎当年此片公映，就有影评人欢呼，“一个新浪漫城市童话诞生了”。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取向时，施润玖曾说，“我要找的是要打破阶层带来的差别，是内心真正要找的东西，就是说，对有些人来讲，虽然穷，但内心是平等的。” “现在社会形成了各种阶层，以前不明显，好像看起来所有人都差不多。可是社会发展到现在，很多地方贫富差距太大，有的人特别有钱，有的人快饿死了。阶层分得很细，收入差别很大，阶层感让人觉得要跨越阶层。”
电影开场，张宝根从来自缙云的长途客车上走下，踩在了上海的地面上，开始他的领奖（一套价值70万元的高级住宅）旅程。而在影片的结尾处，宝根领着金芳冒雨来到建筑工地，两人抬头仰望高耸的脚手架包裹着的他们未来的新房（大上海给这个外来者的一份奖品），这时，如同神迹显现一般，暴雨骤然停止，显示出电影的梦幻力量。
在我看来，尽管在此之前，施润玖就执导过多部摇滚乐MTV，而此片的摄影也是极有实力的吕乐，但在镜语层面，《美丽新世界》没有显示太多亮点。如果说技巧的运用上有什么新异之处的话，那大概就是安排了一个故事之外的“讲故事人”，即穿插在故事主线索上的“苏州评弹”场景：
片子开始不久，画面外三弦、琵琶乐声渐起，“有一个青年叫张宝根……”伴随着苏州方言的吟唱，汇入到原先同期录音的电影声响中。镜头由在公共汽车内宝根主观视角中的上海夜景，切换到江南市镇上的一座书场，台上评弹艺人吴侬软语浅吟低唱，吸引着台下的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听众，演唱者身后的布景画的正是上海外滩，而台口的横幅正书写着“美丽新世界”……往后，每当电影情节发生波折，评弹场景就会随之出现，而整部片子最后也以书场中曲终人散的镜头收束。
评弹这一创生于前电影、前影像时代的传统叙事形态，它诉诸说唱与聆听，讲求的乃是“理、细、奇、趣、味”；而电影一经问世，便以其对物质世界的真实复原，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表意方式之一。《美丽新世界》在叙事主线之上增加了评弹/讲故事的叙事层面，无疑具有多重而含混的意味：传奇趣味、地域色彩、陌生化效果……
我们固然可以将这样的处理看作电影文本内部的结构性技巧，但如果把这部《美丽新世界》放入99年前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地形图中审视，这双重的叙事结构将会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
从1995年开始，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美国大片，成为文化产业WTO的预演，在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压倒性优势之下，中国国产电影市场急剧低迷。中国电影的创作模式、产业政策如何作出结构性的调整，以应对美国好莱坞的冲击，国内电影界一时间众说纷纭，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探索。到98—99年间，最为著名的一种论点就是“新主流电影”的策略。而在电影实践上，当时的艺玛公司推出的几部小成本制作也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其中的一部。
“新主流电影”的倡议者，将“新主流”的经验来源定位在“既不是传统商业电影又不是艺术电影”的制作实践，简言之，即“有创新的低成本商业电影”，并且，试图在“对主流模式电影的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制作有创建的商业电影、想象力电影、时髦电影和游戏电影。在制作成本上，有鉴于300万以上的制作，需要1000万元的票房才能保本、赢利，而面对好莱坞大片和盗版vcd的冲击，“新主流电影”的成本则匡算在150万——300万元人民币。
由1996年创立的艺玛公司（投资方为台湾滚石唱片公司，而经理人则是美国人罗异 Peter Loehr ）自97年至2001年，先后制作了《爱情麻辣烫》、《美丽新世界》、《洗澡》、《走到底》、《昨天》等影片，在商业上获得了赢利（《爱情麻辣烫》是98年大陆电影票房亚军，而第一名则是《泰坦尼克号》），而且多部影片在国内外获奖。艺玛风格的成功，除了走400万的小成本制作路线外，有三个原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要拍能通过审查的片子。2、要年轻导演来拍。3、不拍农村片、古装片。”
有意思的是，艺玛公司在电影制作实践，有意无意地呼应了“新主流电影”倡导者的判断：“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农民工，我们从来就是否定这一看法的。农民工不具有优势，既不是新的潮流和观念的代表，又不对电影票价产生持续的压力……”“电影应该是时髦的，感性的，而不是陈旧的，概念的和过时的”。
由此可以看到，评弹/讲故事场景植入影片，使得故事与观影人之间树立起了一块奇异的铭牌，它不断提醒观众，别以为这是一篇乡下人城中得宝的新闻纪实，尽管你看到了酷似真实的影像，听到了还原度极高的同期声录音，但这一切没有妨碍这片子成为一部传奇，这只不过是城市人聊以自慰的一场幻梦。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主人公张宝根的形象还没有被抽象到仅仅是一具浮动能指的地步，这部片子也并不全然是编造的结果，其中若干打动人的细节，确实牵涉到了城市人的现实欲望与心理需求。在影片中，张宝根在上海倍受挫折，曾想弃城而逃，而他命运的转折除了那位流浪高手的教训与点拨，更现实的是他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立足点：勤勤恳恳的“从小事做起”，经营盒饭生意，从此如鱼得水，连脑筋也越做越活络，还想到了把写有“恭喜发财”的红纸条贴在饭盒上，结果生意大好，还顺便赚取了“小阿姨”市民金芳的青睐。
这番情节在我看来，简直可以被看作当年电影业自我想象的镜像，而宝根与金芳也仿佛是大陆电影人与观众关系的绝妙注脚。从1990年到2000年，大陆电影票房收入从24亿下降到8．1亿（其中7亿为进口片），国产影片完全被挤压到边缘的地位。中国电影与电影人如何生存？“新主流”的药方与艺玛的业绩，曾给力图突破困境的大陆电影人凭添了不少信心。当银幕上映现出大汗淋漓的宝根蹬着满载“恭喜发财”盒饭的黄鱼车时，看到他生意红火最后乐呵呵地点算着厚厚一叠钞票时，我们不能不联想起“新主流电影”的生存策略：小成本、城市题材、“想象力”和勤勉……。当施润玖们兢兢业业地经营着他们的电影盒饭，心里未必能有张宝根般的自信，他们知道，银幕之后，暴雨不会自动停止。于是，评弹出现了，讲故事人出现了，告诉你张宝根的奇遇不过是影像机器制造的一个梦幻。这与其说是电影向观众扮出的善意鬼脸，不如将它看成新一代电影人努力向自己挥动的苍凉手势。
2001之后，低成本小制作影片渐渐显露疲态，而一批高额投资的商业大片成为票房主力。在商业电影领域，能否通过票房收回成本获得赢利是关键，其中档期的保证、明星的参与、高技术手段的应用，无一不需要大资金的介入。在要求高效快速增殖的资本眼中，低成本小制作的“盒饭买卖”，是无法满足其赢利的要求的。2001年12月31日，核心人物罗艺离开了艺玛公司，并于2002年1月1日另组新公司“命之作”，改变原来的制作路线，2004年3月，由其投资1200万、张扬导演的《向日葵》正式开拍。而施润玖在2000年的《走到底》（仍由艺玛公司投资）之后，拍摄了《安定医院》、《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等纪录片。
“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了过去式。
《美丽新世界》作为中国当代城市的影像版传奇，以它的双重视点，无意间（？）窥破了国产电影在当下毫无传奇性的遭际。
这是巧合还是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