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是一片呜咽的啜泣，和着清晰而浑浊如手术刀般的枪炮声，我把眼睛闭上了。
闭上的是焦虑，闭上是让人忧郁的眼神，闭上是声嘶力竭地哭喊，闭上是最后的一抹悲凉。
是的，我正在舒适地观看着《拉贝日记》，我在凝视着一个与南京和1937年12月息息相关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
于是乎，我担心，甚至有一点抵触，看到满屏的评论纷至沓来，因为对于一个多元视角的世界来说，一部影片所要承载的，不仅仅是向你描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可能并不关心究竟这个故事的内容，对于一名历史重现的艺术作品来说，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才是为这部影片所布置的手术台，继而，我们在这个切割和重组的手术室里，看到了一些像手术刀一样，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模样，比如演员、机位、主题、意识形态、叙事结构、英雄和失败者、先驱和预言家。
我觉得，如果一部影片的制作，就是获得狂轰滥炸地口水，无论这是幽默的、谐谑的、拥护的，还是冷嘲热讽的、同情的、狠批的唾沫，它们一起溅在手术台的白布上，就成了汪洋。
于是乎，导演载着他的电影，像卡罗尔荒谬的小说一样，在此起彼伏的巨浪中苟且地残存着。
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好也不坏，不冷也不热，不高也不低，不你也不我。
旁边的德国年青夫妇，显然被压抑的镜头所困惑，在杀人竞赛的现场，那些血淋淋的人头被整整齐齐地码放起来，我听到了，不出我所料，一声不可思议的轻喘。
显然，他们，可能也包括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导演啊，如果是仁慈一点，宽容一下观众脆弱的良心，少剪一些屠杀、强奸、开肠破肚、活埋老弱妇孺的镜头。我想言下之意就是，历史的责任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就在我们在黑暗中默默忏悔吧，大家心知肚明。
面对残忍，我们却不能残忍地对待自己。心绞痛，好吧，让我流几滴眼泪吧，不要让我在惊恐中度过难熬的两个小时，如果导演再仁慈一点，切一点冷笑话吧，但不是杰克.伦敦的结局，最好是小孩子似的顽皮，还有就是醉醺醺的胡言乱语。
我想，从同情观众的角度来说，拉贝和他的导演都做得无懈可击，开局很乐观、过程很紧张、结局很幸福。
撇开全部的艺术创作来说，拉贝和他的同事，藏匿中国士兵的杜普雷女士、戏称拉贝为Nazi Swine的威尔逊大夫，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日子里，他们确乎已经竭尽所能了。他们不能阻止日本人对待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但他们一直都没有无动于衷。
影片的结尾，似乎让中国观众刚刚松下来的神经，又一次揪了起来。我确实很难想象，在一片废墟上，在烧焦的木桩和长江上的腐尸的满目疮痍的南京，为什么人们还能像找到亲人一样，拥戴一位来自异国的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换个场景吧，比如拉贝是在日本人的押解下，孤独而沉痛地离开了南京，目之所及，皆是地狱般的气息，连同幸存者的眼神，都不见一丝光明，默哀的人像死去的人一样哀悼遇难者，他们饿得奄奄一息，伤口起了脓疮，就和12月的南京一样死去。
或许，导演不忍心让中国人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死去，更不忍心看到拉贝和他的同事，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从日本人的枪口下夺下了20万条的生命，就这样默默无闻，甚至有一点苍凉地，离开南京，昔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1937年的地狱。
我甚能理解，导演对结局的安排，他遵从了自己内心中的奥德赛，如果他不能让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凯旋归家的话，他就无法让拉贝的日记成为全世界一起来阅读的历史。
确实，导演擅于补偿观众所遗失的片段，但是他更擅于把握重构和美学创作的尺度。
这能显示出，他在用心地构思影片的脉络，用心地琢磨我们的脉搏。
毕竟，我们是在2009年，在一个舒适而且有情侣的电影院里，阅读着带着艺术加工与翻译的档案，比起留在日记本上斑驳的笔迹，我们还能苛求什么，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导演恰当地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嬉笑也罢、啜泣也罢、愤怒也罢、惋惜也罢，这不过是一部电影，它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它自己说明不了自己，它不过是手术台上的标本。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那种打翻五味瓶的波澜壮阔，抵挡不了等待公交车的落寞，抵挡不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我写下这些闲言碎语，不过想对导演和制片人说声：谢谢！
就像我下公交车的时候，也不忘和司机说声：谢谢！再见！
闭上的是焦虑，闭上是让人忧郁的眼神，闭上是声嘶力竭地哭喊，闭上是最后的一抹悲凉。
是的，我正在舒适地观看着《拉贝日记》，我在凝视着一个与南京和1937年12月息息相关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
于是乎，我担心，甚至有一点抵触，看到满屏的评论纷至沓来，因为对于一个多元视角的世界来说，一部影片所要承载的，不仅仅是向你描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可能并不关心究竟这个故事的内容，对于一名历史重现的艺术作品来说，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才是为这部影片所布置的手术台，继而，我们在这个切割和重组的手术室里，看到了一些像手术刀一样，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模样，比如演员、机位、主题、意识形态、叙事结构、英雄和失败者、先驱和预言家。
我觉得，如果一部影片的制作，就是获得狂轰滥炸地口水，无论这是幽默的、谐谑的、拥护的，还是冷嘲热讽的、同情的、狠批的唾沫，它们一起溅在手术台的白布上，就成了汪洋。
于是乎，导演载着他的电影，像卡罗尔荒谬的小说一样，在此起彼伏的巨浪中苟且地残存着。
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好也不坏，不冷也不热，不高也不低，不你也不我。
旁边的德国年青夫妇，显然被压抑的镜头所困惑，在杀人竞赛的现场，那些血淋淋的人头被整整齐齐地码放起来，我听到了，不出我所料，一声不可思议的轻喘。
显然，他们，可能也包括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导演啊，如果是仁慈一点，宽容一下观众脆弱的良心，少剪一些屠杀、强奸、开肠破肚、活埋老弱妇孺的镜头。我想言下之意就是，历史的责任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就在我们在黑暗中默默忏悔吧，大家心知肚明。
面对残忍，我们却不能残忍地对待自己。心绞痛，好吧，让我流几滴眼泪吧，不要让我在惊恐中度过难熬的两个小时，如果导演再仁慈一点，切一点冷笑话吧，但不是杰克.伦敦的结局，最好是小孩子似的顽皮，还有就是醉醺醺的胡言乱语。
我想，从同情观众的角度来说，拉贝和他的导演都做得无懈可击，开局很乐观、过程很紧张、结局很幸福。
撇开全部的艺术创作来说，拉贝和他的同事，藏匿中国士兵的杜普雷女士、戏称拉贝为Nazi Swine的威尔逊大夫，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日子里，他们确乎已经竭尽所能了。他们不能阻止日本人对待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但他们一直都没有无动于衷。
影片的结尾，似乎让中国观众刚刚松下来的神经，又一次揪了起来。我确实很难想象，在一片废墟上，在烧焦的木桩和长江上的腐尸的满目疮痍的南京，为什么人们还能像找到亲人一样，拥戴一位来自异国的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换个场景吧，比如拉贝是在日本人的押解下，孤独而沉痛地离开了南京，目之所及，皆是地狱般的气息，连同幸存者的眼神，都不见一丝光明，默哀的人像死去的人一样哀悼遇难者，他们饿得奄奄一息，伤口起了脓疮，就和12月的南京一样死去。
或许，导演不忍心让中国人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死去，更不忍心看到拉贝和他的同事，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从日本人的枪口下夺下了20万条的生命，就这样默默无闻，甚至有一点苍凉地，离开南京，昔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1937年的地狱。
我甚能理解，导演对结局的安排，他遵从了自己内心中的奥德赛，如果他不能让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凯旋归家的话，他就无法让拉贝的日记成为全世界一起来阅读的历史。
确实，导演擅于补偿观众所遗失的片段，但是他更擅于把握重构和美学创作的尺度。
这能显示出，他在用心地构思影片的脉络，用心地琢磨我们的脉搏。
毕竟，我们是在2009年，在一个舒适而且有情侣的电影院里，阅读着带着艺术加工与翻译的档案，比起留在日记本上斑驳的笔迹，我们还能苛求什么，我们获得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导演恰当地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嬉笑也罢、啜泣也罢、愤怒也罢、惋惜也罢，这不过是一部电影，它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它自己说明不了自己，它不过是手术台上的标本。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那种打翻五味瓶的波澜壮阔，抵挡不了等待公交车的落寞，抵挡不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我写下这些闲言碎语，不过想对导演和制片人说声：谢谢！
就像我下公交车的时候，也不忘和司机说声：谢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