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了《百鸟朝凤》和《变脸》，同是吴天明的作品，题材类似，结构类似，但变脸实在超过百鸟朝凤十个等级。
《百鸟朝凤》里，最让人觉得违和的，是唢呐匠原本只是底层匠人，却非要把自己端起来，像圣人一样对其他人做道德审判：能不能给亡者吹百鸟朝凤，亡者是否配享道德荣耀，居然取决于唢呐匠的评判！这完全是某种臆造的传统，刻意拔高唢呐匠的道德审判权、礼乐决定权，产生非常荒诞的别扭感。
其实在农村白事里，主持礼仪的，有礼宾先生（宾相）。真要表达这个意思，好歹塑造个“礼宾先生”，像白鹿原里朱先生那些的乡绅，让唢呐匠和礼宾先生商量一下，也显得没那么荒唐。
但是《百鸟朝凤》，却硬生生把乡村礼仪的评判权力，交付给唢呐匠。片子处处哀叹时代的“礼崩乐坏”，却处处表现一个唢呐匠的“僭越”。让一个“僭越”的唢呐匠哀叹礼崩乐坏，透着十足的滑稽。
而《变脸》就真实多了，变脸王身怀绝技，对变脸手艺的保守和倔犟，是出自底层的自尊，是某种“自卫”，丝毫没有托大要给天下当教父的意思。
同样的题材，为啥95年拍的就自然，后来拍的就“伪造传统”呢？啥原因呢？
想起这两天看到一段张艺谋谈中医的视频，真是自信满满的满嘴跑火车——毕竟这个时代，是人人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而谁都不知道传统文化到底是个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