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得承认，大卫芬奇主观上不可能把这部短片和新冠清零政策挂钩。但奇妙的是人类的底层逻辑常常会撞车。我们看到关于这一短片的各种影评中有大量的篇幅提到了电车难题。前一段对动态清零的讨论中，电车难题这一字眼也屡屡浮现。毕竟人类从历史到现在就常常面对电车难题的各种变体，而传染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因为传染性这个特点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和必须要做出各类艰难决策的迫切性。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小巷里，至今流传的鬼故事都和那些在瘟疫期间被石墙封在家中的亡故居民有关。

这艘船上的船员和船长面临的选择和中国面对新冠有异曲同工之处。船员们必须决定是自己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花更长的航行时间，把螃蟹引去无人小岛，还是让螃蟹登陆费登岛，顺遂其愿的同时降低自己所面临的风险。船员们就像上海市的居民一样，在螃蟹盯上自己的一刻，就被迫并且已经做出了牺牲。但船员和市民是否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做出进一步的牺牲呢？是否能承担更长时间的足不出户，牺牲一座城市的经济和自己的正常生活，以断绝向外省的传播呢？

人之常情，船员再也忍受不了死亡的恐惧。在投票中，他们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把螃蟹引向费登岛吧，岛上居民的存亡与我无关。船长想要做英雄？那我们就联合起来背刺英雄。 坚定的船长站了出来。他替整艘船的船员做出了选择。并且用机智和武力的双重加持维持了他的选择。在他的正义感驱使之下，他绝不允许将螃蟹引向无辜居民聚集的费登岛。于是他最后获得了一个成就——将整艘船的船员动态清零，但同时也干掉了大螃蟹。船员是必要的代价。

从这个短片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叙事的脆弱性。导演大概率是将船长塑造为一个英雄。但如果从船员的角度来说，他无疑是一个恶魔。在螃蟹的食物（人肉）肯定不够的情况下，等于是替船员决定了自我牺牲。排除万难不惜一切代价。而船员就是那个代价。

但在岛上居民的眼中，毫无疑问。船长是一个大大的英雄。他牺牲了一小部分人的生命。维护了更大范围人群的安全。而那些船员死有余辜。因为他们想要祸水东引。

从电车难题的角度看，究竟谁有权力决定谁去牺牲呢？

如果螃蟹就是新冠病毒，船员就是那些为了动态清零而被迫封闭，承受物资短缺和次生灾害的数千万居民。费登岛的岛民就是更广阔土地上的无辜民众，是三四线城市乃至农村医疗条件不足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样惊心动魄的牺牲，就像微博上无数上海市以外的居民。都在骂上海人矫情。

当然我们抛弃新冠，只从短片中的角度来讲，船长的所作所为。真的完全正确吗？如果把螃蟹引向费登岛就一定是最坏的结果吗？我们可不可以追问，螃蟹是否真的有在陆地上存活的能力？它登陆后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在一个已经发明出火器的时代里，岛上的民众众多，难道不能用人类的工程力量去围猎螃蟹嘛。如果螃蟹这么强大，为什么陆地还没有被螃蟹占领呢。为什么螃蟹还需要船只千里迢迢送他去费登岛？甚至他指定费登岛这么明确的目的地是为了复仇吗？是他的家人曾经在那边。被费登岛的居民给干趴下过吗？

或者我们再这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大部分船员都赞同把螃蟹引向无人岛，但依然缺乏食物，船长会如何抉择？把谁送下船舱作为螃蟹的食物呢？如果是用抽签的方式他自己会是抽签者之一吗？

如果导演有政治隐喻的话，那一开始抽签被一个强壮船员所破坏，意味着民主制往往容易被强权所摧毁吗？就像魏玛共和国希特勒所取代那样吗？那又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船长一个新的强权者生杀予夺的权利呢？

在所有的决策背后都有太多的未知变数。太多的情况下，决策者在无法判断未知变数的情况下行动。船长值得赞颂的地方在于他做出了决策，并且自己冒着生命风险执行了决策。人类本能的欣赏那些力排众议（即使通过杀戮）做出富有勇气选择的英雄——前提是，自己不是牺牲品。就像屏幕前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