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恨《我们的那时此刻》，但我喜欢《红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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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盒子》以传统布袋戏操偶师陈锡煌为被摄对象。电影不全然介绍布袋戏位于台湾的文化定位，反倒专注耙梳陈锡煌的个人身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儿子”这项身份。陈锡煌是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长子，依据华人父权的继承思维，他理当继承戏团。可惜遗憾来自于他的姓氏，“陈”。因为父亲当初入赘陈家，长子的他就此姓陈，更因为这个姓氏使他不得宠，甚至无法继承父业。

导演杨力州很聪明，他将己身的父子关系带入纪录片本身。这策略使得观众透过他的主观旁白转化为个人（以为的）主观感受。观影过程中，对照陈锡煌活在父亲阴影下渴望认同，令我（与观众们）不自觉想起与父亲那种亲人近乎陌生人的情感政治。

台湾电信业者广告鼓励我们开口说“爱”；但我们就是开不了口。我质疑，究竟说不出口的那些真的是爱，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爱？我相信杨力州认为是前者，他才会如此剪辑安排。在电影后段，导演在访谈请陈锡煌对父亲或是儿子说几句话，他说不出口，觉得无话可说。反倒导演请他改对神明说话，他侃侃而谈。

很讽刺地，陈锡煌得不到父亲的爱，他作为父亲也说不出对儿子的情感。这种吊诡的轮回令人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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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多分钟的布袋戏演出，是全戏最精采的片段。这段没有杨力州旁白的情绪引导或是过于矫情趋于煽情的配乐，仅仅是“纪录”。情绪由观者自行酝酿。银幕上，观众得以仔细端详陈锡煌的精湛手艺，望着人偶细致磨墨盖印，叫人赞叹师傅功夫的绝顶功力。

赞叹的同时，我们被导演先前旁白：“请再看一眼，这也许是最后一眼。”所暗示，了解这或许是此生最后一次目睹布袋戏。毕竟在台湾资本主义盛行的士绅化社会，文化仅只是政策宣传手段，除了偶尔上台表彰外，文化人根本分配不到足以存活的资源。不向市场靠拢，坚持“传统”的布袋戏终将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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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生如戏，但戏以外的人生依旧“精采”。随着《红盒子》上映，继承李天禄衣钵的“亦宛然掌中剧团”于网路上抗议电影的片面视角。声明文指控陈锡煌得不到父传在于品行不良并非在于姓氏，更回应文化必须“忠实诚实”斥责电影的偏颇观点。

真实始终是纪录片电影讨论的大哉问。电影纪录片的“真实”，真的是“真实”吗？然而，这世界又存在着百分之百的“真实”吗？

我没有答案。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假若你因为虚假╱片面事实而“感动”，是这份“感动”重要，还是“事实”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