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节档8部影片（大年初七上映的《破战》因几乎没有票房迅速转战网大）在假期七天乐之后撤档一半，只剩下3部剧情片（贾玲导演的《热辣滚烫》、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2》、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和1部动画片（《熊出没》系列第10部大电影《熊出没·逆转时空》），这4部影片最终拿走了整个春节假期97.3%的票房。无论是票房成绩还是观影选择都充分体现了当前的电影市场生态，集中集中再集中。

集中的另一个表现是话题的分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春节档的选择最终简化为了是看“贾玲减肥”还是看“沈腾赛车”，是选择贾玲的改编还是韩寒的续集，是认为被嫌弃的女性的身体之战更励志，还是觉得不得志的中年男人的最后一搏更感人。当然，无论贾玲和韩寒最后谁赢，张艺谋和宁浩都已经早早地输了。有趣的是，尽管《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有着截然不同的观众群，但两部电影实际上又共享着同样的精神内核，那就是跌到谷底，背水一战，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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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年里，韩寒的名字常常是和郭敬明放在一起的，他们在同一个时代成名，同为80后作家，同样转型为导演。尽管一个一心纵横四海，一个追求美丽造梦，影像风格截然不同，但两人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作者型导演”：在影像表达中充斥着强烈的写作冲动，说了什么永远比做了什么更重要。并且，两个人也同样遭遇了电影事业的滑铁卢。

郭敬明的转折点大概是《爵迹》系列，成本数亿的真人CG电影并没有帮助他从烂片王的泥潭里跳出，“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至今仍然是关于这部电影最出圈的金句。而韩寒的低谷则是2022年春节档上映的《四海》，比远低于预期的5.4亿票房更糟糕的，是其电影作品豆瓣评分首次跌破6分。一部电影的分数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7.2-6.8-6.8-5.3的评分轨迹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愿意为这样的情怀买单了。

但危机也是契机。或许是《晴雅集》的失败与《爵迹2》院转网的成功让郭敬明意识到，以大银幕的手法攻占小屏幕不失为自己的优势。转战电视剧之后，虽然同样是用MV画风拍爱豆们的绝美特写，但粉丝和二创up主看了都说好。而韩寒则选择了后退一步。表面上看《飞2》去掉的是女性角色，实际上去掉的是与女性角色相关的家庭、情感与社会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限定空间的架空故事看成是第一部结尾张弛冲出悬崖的空中之梦。而韩寒这次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讲好这个中国梦。

如果再把韩寒和贾玲实际上是同龄人考虑进来，那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或许就不只是一部作品的蜕变，而是这一批导演的中年成长。面对飞速变化的电影观众和被流量裹挟的文化环境，自身要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才符合社会期待，或许比讲了什么样的故事更具有征候性。抹去了过往作品中作为不可触摸与不能实现的未来的死亡，从否定性批判中走出，把故事的想象空间让渡给观众，是韩寒选择的成长。

对观众来说，退后不是后退，但对影评人和研究者来说，这倒成了难题。剥离了导演的作者性，架空了故事的社会连接，好像很难再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说来说去，我们大概也就是夸这部电影故事流畅、画面精彩，体现了作者身份和类型电影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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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飞2》无疑是好看的。作为所有作家里最会拍赛车的导演，韩寒在这里重新定义了更适合中国宝宝的“速度与激情”。故事从最低目标出发，历小海只要求能开着印有自己名字的赛车上场就行，张弛只要求通过测试凑成车队上场就行，但结局却悄然走向最高成就，宛如少林扫地僧的历小海，在赛场上理解了张弛在驾校为他准备的独门训练，以过人的技术最终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而开着破烂车的张弛则凭借丰富的经验、坚韧的毅力和主角的好运，超越了当年的自己，刚好拿到第六。最终，二加六等于一。从随便跑跑到车队第一，正所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按照韩炳哲的说法，KPI社会里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忙碌了一整年的观众，很难说因为过春节就轻松多少，但在这一刻大家都太需要这样的安慰了。而这也是本届春节档三强选手的基本情感基调：太委屈，太需要证明自己没有错了。有人批评韩寒失去了批判性，面对制度的不公平，张弛也只能哭哭而已。但这其实恰恰是他选择的以退为进，放低理想，活在当下。更重要的是，《飞2》里不仅有巴音布鲁克的激情，还有老头乐的欢笑。

2009年3月7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的文章。用不到800字的篇幅，戏谑地表达了对于山寨文化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从山寨走来，山寨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若保护版权做不到，则禁止山寨无意义。15年之后，《飞2》终于完成了这种戏谑调侃的影像转化。山寨电动车厂提供了本片的大部分笑点，但又仅止于此，没有做更多的思想延展。就好像800字篇幅一到，立刻就此搁笔。从写《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到拍老头乐山寨电动车比赛，在这里我们真正看见了韩寒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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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享了同样的精神内核，但《飞2》和《热辣滚烫》的讲述方式又的确截然不同。我们当然可以把两部影片的不同性别表达做一个极为简单的对照：对男人故事而言，一切对象都是客体，一切客体都为了成就我这个主体，而对于女人故事而言，只有先痛苦地把自己作为客体，才能惊险地赎回主体。但如果仅仅把这种不同简单理解为一种性别选择（看男导演还是看女导演）或者说性别区隔（要或者不要女性角色），那不仅会陷入一种没有更好答案的二元对立困境，也无益于理解当前中国电影的真正困境。

无论是《热辣滚烫》还是《飞2》，之所以都不太令人完全满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不过讲述了一个同义反复的故事。我们好像看了一部电影，但又好像看了很多段小品——目标清晰，情感充沛，立意准确。如果说全球文化已经开始进入追求多异性表达的时代，那么我们可能还在追求同一性哲学的道路上精益求精。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韩寒还是贾玲都不过是做出了对自己而言最为正确的选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因为在春节档，所以电影才小品化了，而是因为只有小品化了，才能留住院线观众。

本文已发表于文学新批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