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4-20
陈囿梦 • 摄影师的城市:政治环境内边缘角色浅析
纪录片永远是历史的电影拍摄，然而它同时又是民族志——罗宾•韦兹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个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 并且伴随记录媒介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历程，分别为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而后是80年代以后计算机成熟并且成为主流大众媒介之一以后的“计算机革命”。在硬件革命蓬勃发展的同时，口述史学家在理论上逐渐趋近完善，并且在长期的记录过程中得到历时性的发展。
其他历史文本的记录形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这样人为痕迹感极强的民族历史编年史，以及各种人物传记，各类艺术史，国家断代史，影像史等等，不管出自官方或者个人，其记录角度的单向性，目的性，以及记录单个视点记录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主观性都为记录文本的真实性上蒙上了主动与被动的缺陷。
再者早期的记录文本，更多的呈现在历史政局的转变以及群体共同生活形态，而忽略了单个个体在历史局势下的个别形态，以及文本记录过程中作者不能避免的主观情绪导致记录文本的不客观性。
口述史是通过记录不同群体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回忆的形式，通过文字（声音、音像）记录被采访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遭遇以及见闻，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一的整理，构成群体在特定历史中的生存百态，从而构成历史记录的多视点和客观性。正如德哈特所言“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意义。”
而这种这种被西方史学界被称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的历史文本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记录方式在记录客观性上的欠缺。
口述史学最大的作用在于“它基于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实际上在口述史选择口述对象的独特性，以及记录投入的限制（有限的物资和经历条件让口述史学家不得不概然性的选择具有典型性以及普遍性的部分对这段历史有直接间接的亲身经历经验的人，作为采访对象。）并不能完全避免早先记录形式的各种片面性。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做到这种存在于纪录片本身的强烈的主观性与片面性的尽量削弱。
影片《摄影师的城市》（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正是通过对众多摄影师在圣地亚哥城内的的工作经历的群体回顾，构成了该历史纪录片的真实性。而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最为值得关注的却是摄影师作为影像记录者这一属性所形成的影片记录价值的双重交替，让记录片更值得深沉探讨。
影像作为文本价值在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拿本影片来说，共时性方面作为历史的真实保存。 作为一种个体人类衍生的媒介，个体在独特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既时形态被传播被保存的契机，照相机与摄影师间接的完成了这种需求。影像文本在共时状态下，更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价值所存在，此时的摄影师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神圣的。历时性的价值体现在真实记录上，对于一段社会动乱以及曾为亲情以及政治民权呐喊的回忆，更为后人的历史考察留下历史文本。
影片在作为影像文本的记录者摄影师身份和口述史学者身份的交替上，运用了大历史材料，进行回顾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叙事。非常新颖并合理的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叙事再现工作。影片所呈现其真实意义的同时。又在摄影师这一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做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这是本片中最值得扩大的命题。
在民众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表面的二项对立是在民众与政府上的。可是期间却穿插了以记录的名义反抗的摄影师和以维和的名义镇压的警察，其存在形态随着事态的发展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变更。其性质发生了集体无意识的构型后，实际上所有的个体都是变态的。
摄影师：
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摄影师是作为记录者的本质身份加入这段历史中的，而摄影在其本体论意义上所呈现的复制现实的直接性。构成了影像成为记录文本的可能性。真实摄影在新闻摄影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是时效性的价值，在更多特定形态需要下，可以在历时流程中成为文明社会中法庭上的证据，再者在本片的特定时局和环境下。他实际上是一种武器，对现实的揭发，传播，调动民众向心力，已经构成运动的催化剂。甚至在民众进退抉择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武器的对统治阶级波及面之广，力度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该片中的几位摄影师，首先所承载的意义是很单纯的传播。在影像文本记录过程中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的再现以及放大。其摄影组织的独立性正式其自由记录自由传播的依据。
摄影师成为斗阵中弱势的依靠，该群体意识化的需要自己的不幸被记录，被传播，并借此构成政权体制的反思。家人无故失踪，几个月后被发现尸体。这样的行为出自失去亲人的悲痛，以及同时对政体的绝望。她需要把自己的不幸与悲痛，以及他们所做的斗争和努力让大家都知道。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支持以及帮助。
此时独立媒体在报道中关于事实的呈现是极具积极的意义的。摄影师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在爆炸，毒气、尖叫、葬礼、枪击下记录各种不信，并且在影像中传达出民众在政体中的弱势，人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一系列观点。而且他们的付出得到了人文价值的回报，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他们的根本初衷。这是第一阶段。
接下来，整体行为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因为在长期的拍摄经验中，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对体现自身价值有帮助的照片，虽然更多是表现民众被政体所压迫被毒打，被枪击的画面，这些画面让摄影师震撼，也同样震撼着全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对自己的人权体现产生质疑或者某些集体无意识的反抗机制。这些让这些摄影师觉得工作是值得的，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对峙场面，甚至期待在他的身边发生有记录意义的场面。一方面出于胶片的原因，更大的一方面出于自身价值的外显。
所以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对流血事件的不依不饶，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一个职业化摄影师首先做的更多的是对现象的记录，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及时救助。
凯文•卡特在苏丹拍下秃鹰与苏丹小女孩的照片，而获得各大摄影节以及新闻界的奖项14项。可是获奖后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谴责，在这样的情景下，摄影师为什么选择按下快门。而不是为女孩驱赶可能导致她丧命的秃鹰。人道主义观点在这里基于摄影师的压力最终导致凯文卡特的自杀。所以有评论人认为：“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在追求‘好的’新闻、‘精彩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结果。”同样有媒介大量报道新闻记者在为中国汶川地震时，一有伤员从地下抬出大家不是为了这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让出生命的通道，而是如赶不走的苍蝇一样的簇拥，逼着人吐出仅存的气息等等这些，这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其制造新闻的目的与拯救眼前的孩子的选择，以及这样显而易见的选择答案，在其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后尽有如此不堪的差距。摄影师因其的职业本能已经造成了人格的病态，如果说这是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作用于个体的病态变更。这是其二
第三是在动乱与灾难以后，摄影师发现往日的激情不再，开始怀念早前的动乱。我想不乏想这样的历史悲剧再现的。所以本纪录片在一个男孩被警察的棍子捅瞎眼睛后三个口述史学者所表现的不同心理形态，含蓄的指出了这期间的病态变更。
“这就是那个孩子失去眼睛的地方，过来一个警察用棍子打他，那个孩子像这样捂住脸。地面上都是传单“为生活而战”。“为生活而战”，怎么样？他捂住脸。我叫他放下手来拍张照。他拿开手…其中一只眼窝是空的。
我无法清晰地想起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在Armas广场，一直眼球挂在脑袋旁，他的眼睛掉出来了，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拍照。当我靠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我加入协会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鲜血。后来他给我许多别的感受。那些其他的东西… …已经让我在考虑我觉得我必须退出。 民主近了，是什么让我成了……一只嗜血的秃鹫？ 第二周我辞职了。
我们曾经在爆炸、气体、尖叫、葬礼、枪击下…一起反抗 我们用相机拍摄。你内心有某种狂热。当没有什么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倒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某种程度上，我成了一个血腥的卑鄙小人……毫无价值，我们拍摄痛苦为自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他，我们成为了工具，开始觉得暴力让我们成为自己，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你意识到时… 它在打你耳光。我该死的变成了什么样子。”(载自影片内口述史学者)
警察与士兵：
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局与部队。警察和士兵在暴乱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辜的。但是同样有阶段性的变化。这种阶段构成出自理性被感性所削弱并强行瓦解。或者出于对自身状态的思考，以及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这类角色的扮演是从维和到武装镇压的转变。
首先，士兵与警察遂受命与国家，并受其直接管辖。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人民，所以起先领导所代表的政权机构对士兵的民族主义向心力煽动。以及各种主观浅代码编码的语言处理，士兵与警察并不能脱离民众的根基。因为他们来自民众。
所以虽然纪录片并没有很完形的记录处政府机关早前所处的状态。示威游行者与警察的非暴力僵持是显而易见的。这出于其本身的双向意识。
而后的变化会发生在民众暴力所指对象的身份上，他们虽然拥有统一语言，但是在暴力环境下出于自保的反抗是正当的。而且上级的命令以及武器在手，很难免的，会跟随同行产生集体无意识的暴力外露。虽然心有顾忌，但是理性在行为过程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对方是同胞的意识足以构成各种顾忌。
最后，民众对警察与士兵的迫害，他们用非常仇视的眼光对待自己，各种武器的攻击，就仿佛对方意识里攻打的是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机关。加上同行的先后被袭击，上士对这类群体的内部煽动，各种动因的强加作用下，最后警察所呈现的是一种忘本的攻击本能状态。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是前意识的被动到无意识的主动的变更过程上。
而后民众以及政权的而相对立更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抗与政治慌乱的强行施压，一种民主体制的最后确立如果必要需要这样的反暴力到暴力的过渡形式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呈现了生活的病状形态。
纪录片的优秀在于其真实性以及不语自深的深刻性。其全面性以及专业而全面的角度对历史的再现是电影所呈现的又一惊喜。 类似于影像记录者与口述史学者的身份交替，构成的理据真实性的同时，摄影师所展现的真实作品的艺术性同样为电影增添了其完美性。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个国家得到广泛的运用。 并且伴随记录媒介技术的发展，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性历程，分别为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而后是80年代以后计算机成熟并且成为主流大众媒介之一以后的“计算机革命”。在硬件革命蓬勃发展的同时，口述史学家在理论上逐渐趋近完善，并且在长期的记录过程中得到历时性的发展。
其他历史文本的记录形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这样人为痕迹感极强的民族历史编年史，以及各种人物传记，各类艺术史，国家断代史，影像史等等，不管出自官方或者个人，其记录角度的单向性，目的性，以及记录单个视点记录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主观性都为记录文本的真实性上蒙上了主动与被动的缺陷。
再者早期的记录文本，更多的呈现在历史政局的转变以及群体共同生活形态，而忽略了单个个体在历史局势下的个别形态，以及文本记录过程中作者不能避免的主观情绪导致记录文本的不客观性。
口述史是通过记录不同群体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回忆的形式，通过文字（声音、音像）记录被采访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遭遇以及见闻，并对这些记录进行统一的整理，构成群体在特定历史中的生存百态，从而构成历史记录的多视点和客观性。正如德哈特所言“当我们将零星散乱的证据编织成一部统一连贯，寓意深远的历史时，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经历会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建设中的行为意义。”
而这种这种被西方史学界被称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也叫“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的历史文本构成形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记录方式在记录客观性上的欠缺。
口述史学最大的作用在于“它基于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实际上在口述史选择口述对象的独特性，以及记录投入的限制（有限的物资和经历条件让口述史学家不得不概然性的选择具有典型性以及普遍性的部分对这段历史有直接间接的亲身经历经验的人，作为采访对象。）并不能完全避免早先记录形式的各种片面性。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做到这种存在于纪录片本身的强烈的主观性与片面性的尽量削弱。
影片《摄影师的城市》（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正是通过对众多摄影师在圣地亚哥城内的的工作经历的群体回顾，构成了该历史纪录片的真实性。而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最为值得关注的却是摄影师作为影像记录者这一属性所形成的影片记录价值的双重交替，让记录片更值得深沉探讨。
影像作为文本价值在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拿本影片来说，共时性方面作为历史的真实保存。 作为一种个体人类衍生的媒介，个体在独特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既时形态被传播被保存的契机，照相机与摄影师间接的完成了这种需求。影像文本在共时状态下，更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价值所存在，此时的摄影师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都是神圣的。历时性的价值体现在真实记录上，对于一段社会动乱以及曾为亲情以及政治民权呐喊的回忆，更为后人的历史考察留下历史文本。
影片在作为影像文本的记录者摄影师身份和口述史学者身份的交替上，运用了大历史材料，进行回顾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叙事。非常新颖并合理的完成了这段历史的叙事再现工作。影片所呈现其真实意义的同时。又在摄影师这一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处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做了非常客观的评价,这是本片中最值得扩大的命题。
在民众示威游行的过程中，表面的二项对立是在民众与政府上的。可是期间却穿插了以记录的名义反抗的摄影师和以维和的名义镇压的警察，其存在形态随着事态的发展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变更。其性质发生了集体无意识的构型后，实际上所有的个体都是变态的。
摄影师：
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摄影师是作为记录者的本质身份加入这段历史中的，而摄影在其本体论意义上所呈现的复制现实的直接性。构成了影像成为记录文本的可能性。真实摄影在新闻摄影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是时效性的价值，在更多特定形态需要下，可以在历时流程中成为文明社会中法庭上的证据，再者在本片的特定时局和环境下。他实际上是一种武器，对现实的揭发，传播，调动民众向心力，已经构成运动的催化剂。甚至在民众进退抉择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武器的对统治阶级波及面之广，力度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该片中的几位摄影师，首先所承载的意义是很单纯的传播。在影像文本记录过程中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的再现以及放大。其摄影组织的独立性正式其自由记录自由传播的依据。
摄影师成为斗阵中弱势的依靠，该群体意识化的需要自己的不幸被记录，被传播，并借此构成政权体制的反思。家人无故失踪，几个月后被发现尸体。这样的行为出自失去亲人的悲痛，以及同时对政体的绝望。她需要把自己的不幸与悲痛，以及他们所做的斗争和努力让大家都知道。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支持以及帮助。
此时独立媒体在报道中关于事实的呈现是极具积极的意义的。摄影师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在爆炸，毒气、尖叫、葬礼、枪击下记录各种不信，并且在影像中传达出民众在政体中的弱势，人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一系列观点。而且他们的付出得到了人文价值的回报，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他们的根本初衷。这是第一阶段。
接下来，整体行为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因为在长期的拍摄经验中，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对体现自身价值有帮助的照片，虽然更多是表现民众被政体所压迫被毒打，被枪击的画面，这些画面让摄影师震撼，也同样震撼着全城市乃至全国各地对自己的人权体现产生质疑或者某些集体无意识的反抗机制。这些让这些摄影师觉得工作是值得的，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对峙场面，甚至期待在他的身边发生有记录意义的场面。一方面出于胶片的原因，更大的一方面出于自身价值的外显。
所以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对流血事件的不依不饶，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一个职业化摄影师首先做的更多的是对现象的记录，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及时救助。
凯文•卡特在苏丹拍下秃鹰与苏丹小女孩的照片，而获得各大摄影节以及新闻界的奖项14项。可是获奖后却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谴责，在这样的情景下，摄影师为什么选择按下快门。而不是为女孩驱赶可能导致她丧命的秃鹰。人道主义观点在这里基于摄影师的压力最终导致凯文卡特的自杀。所以有评论人认为：“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在追求‘好的’新闻、‘精彩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结果。”同样有媒介大量报道新闻记者在为中国汶川地震时，一有伤员从地下抬出大家不是为了这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让出生命的通道，而是如赶不走的苍蝇一样的簇拥，逼着人吐出仅存的气息等等这些，这不禁让人产生了怀疑，其制造新闻的目的与拯救眼前的孩子的选择，以及这样显而易见的选择答案，在其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后尽有如此不堪的差距。摄影师因其的职业本能已经造成了人格的病态，如果说这是个人的状态，不如说是现代社会作用于个体的病态变更。这是其二
第三是在动乱与灾难以后，摄影师发现往日的激情不再，开始怀念早前的动乱。我想不乏想这样的历史悲剧再现的。所以本纪录片在一个男孩被警察的棍子捅瞎眼睛后三个口述史学者所表现的不同心理形态，含蓄的指出了这期间的病态变更。
“这就是那个孩子失去眼睛的地方，过来一个警察用棍子打他，那个孩子像这样捂住脸。地面上都是传单“为生活而战”。“为生活而战”，怎么样？他捂住脸。我叫他放下手来拍张照。他拿开手…其中一只眼窝是空的。
我无法清晰地想起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在Armas广场，一直眼球挂在脑袋旁，他的眼睛掉出来了，所有的摄影师都在拍照。当我靠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趁人之危的人，我加入协会的根本原因是那些鲜血。后来他给我许多别的感受。那些其他的东西… …已经让我在考虑我觉得我必须退出。 民主近了，是什么让我成了……一只嗜血的秃鹫？ 第二周我辞职了。
我们曾经在爆炸、气体、尖叫、葬礼、枪击下…一起反抗 我们用相机拍摄。你内心有某种狂热。当没有什么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倒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某种程度上，我成了一个血腥的卑鄙小人……毫无价值，我们拍摄痛苦为自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失去他，我们成为了工具，开始觉得暴力让我们成为自己，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你意识到时… 它在打你耳光。我该死的变成了什么样子。”(载自影片内口述史学者)
警察与士兵：
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的警局与部队。警察和士兵在暴乱中所处的地位是无辜的。但是同样有阶段性的变化。这种阶段构成出自理性被感性所削弱并强行瓦解。或者出于对自身状态的思考，以及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这类角色的扮演是从维和到武装镇压的转变。
首先，士兵与警察遂受命与国家，并受其直接管辖。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人民，所以起先领导所代表的政权机构对士兵的民族主义向心力煽动。以及各种主观浅代码编码的语言处理，士兵与警察并不能脱离民众的根基。因为他们来自民众。
所以虽然纪录片并没有很完形的记录处政府机关早前所处的状态。示威游行者与警察的非暴力僵持是显而易见的。这出于其本身的双向意识。
而后的变化会发生在民众暴力所指对象的身份上，他们虽然拥有统一语言，但是在暴力环境下出于自保的反抗是正当的。而且上级的命令以及武器在手，很难免的，会跟随同行产生集体无意识的暴力外露。虽然心有顾忌，但是理性在行为过程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对方是同胞的意识足以构成各种顾忌。
最后，民众对警察与士兵的迫害，他们用非常仇视的眼光对待自己，各种武器的攻击，就仿佛对方意识里攻打的是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机关。加上同行的先后被袭击，上士对这类群体的内部煽动，各种动因的强加作用下，最后警察所呈现的是一种忘本的攻击本能状态。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是前意识的被动到无意识的主动的变更过程上。
而后民众以及政权的而相对立更多的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抗与政治慌乱的强行施压，一种民主体制的最后确立如果必要需要这样的反暴力到暴力的过渡形式的话。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呈现了生活的病状形态。
纪录片的优秀在于其真实性以及不语自深的深刻性。其全面性以及专业而全面的角度对历史的再现是电影所呈现的又一惊喜。 类似于影像记录者与口述史学者的身份交替，构成的理据真实性的同时，摄影师所展现的真实作品的艺术性同样为电影增添了其完美性。
摄影师的城市La Ciudad De Los Fotógrafos(2006)
又名：The City of Photographers: Santiago Under Pinochet
上映日期：2006-11-14片长：80分钟
主演：未知
导演：Sebastián Moren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