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情神话》归类为“爱情小品”是准确的，当然，大家说的小品并非舞台式的小品，应该是从文学文体中借来的概念，说的是这部电影具有的一种轻盈、灵动、信手而来、随心而至的状态。有些影迷会将之对比于伍迪·艾伦或侯麦的爱情电影（甚至比之于洪常秀），但我觉得，这部电影要更“单纯”些，伍迪·艾伦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轻”的，但往深里探究，其中显然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分子式的哲学思考，以及生命与道德的困境（洪常秀更为明显）。

而这部《爱情神话》，也许在审美取向上、格调追求上是知识分子化的，但内里并没有太多“精神探索”的意味——这并非是缺陷，因为缺陷的指向是“应该有但残缺或者没有”，这部电影根底上就没有这种追求，它是轻盈灵动本身，没有太多深奥的能指，所以，越发显得难能可贵。最近看到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因为电影完全以上海为叙事空间，角色也以上海话为主，于是一些挑剔者便指责本片“缺少真实的肌理而没有烟火气”、“有钱有闲阶级的浮夸刻画”、“不是真实的上海市井生活”云云，导演也站出来辩解，称“没有义务呈现最真实最全面最客观的上海风貌”。

那些挑剔的观点背后，细究起来，隐藏着的依然是对“宏大叙事”的痴迷——宏大叙事，不仅仅是英雄家国叙事，有时候在现实主义故事中也会转化为这样一种样貌：以社会学观察的视角，努力展现故事发生时空的各阶层全貌，刻画时代洪流下人物的命运遭遇与精神困境，形成一种精准的时代样本。许多电影大师，也确实做到了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广度与深度，比如杨德昌、贾樟柯的电影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为这类叙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中国电影无比强大的现实主义审美传统，潜在地造就了创作者与观众相应的审美趣味：只要你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仿佛就必须带有现实批判视角与人文关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对社会底层生活群体的描摹。这已经成了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逻辑与规则，只要你的电影扎根于现实社会，似乎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表达义务。

而《爱情神话》是反义务、反规则的——当然，这是在国产片语境下说的，在国外，这样的爱情电影小品非常多，根本没有这样那样的表达包袱。正如大家看到的，电影中所表现的上海生活，是比较精致的、悠闲的、所谓“比较高端的”，洋楼、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