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3-02
xianrenba • 仙人坝的红衣兜:返 视 历 史 的 诗 意 栖 居 文/南翔
返 视 历 史 的 诗 意 栖 居
文/南翔
《仙人坝的红衣兜》（以下简称《红衣兜》），是一部带有散文诗一般品质的电影。电影叙述了发生在苏皖交界小山村的一个爱情故事，随着抗战画面的展开，切入点很是新颖：国民政府军队在溃败之中，有两个军医刘大春和王虎彪和老百姓一道撤退，因是军人，自然带有掩护的色彩；又因为是医生，一则在军人的身份之外，加重了责任的担当；二则为以后村民遭遇瘟疫而毅然出手埋设了伏笔。事实上，任何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或职业，不能不为全篇（剧）做一个恰当与吃重的预设。
影片在开篇之后，亦即撤离之中，设计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细节：一个军中败类企图趁乱强奸民女，大春怒不可遏，举枪欲击。一则是“战友”情分，二则是国难当头，终于给此人留了一条生路。此人后来当了汉奸，返回挟私报复，剧情于是多了悬念，也多了故事辗转腾挪的可能性与丰富性。
电影故事十分紧凑，接下来的画面切换，也很是干净利落：大春和虎彪二人从此化繁为简、化军人为布衣，栖居在仙人坝这个山清水秀的江南村落。虽是兵荒马乱、鼙鼓之声可闻，仙人坝毕竟不是主战场，亦非日寇眈眈虎视之地，换得一时的“苟且”之安。“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种编创设想，并非冀望在国难当头遁世，更非对战争的美化，而是为故事和人性的展开，另辟一种审美通道，编剧要的便是一份安宁，一份安宁之下的情感演绎。
早已定了娃娃亲的女主角宋晓芸，父亲故世，与母亲杨腊梅相依为命。晓芸的“对象”是沾亲带故的结巴——狗子。狗子性情粗鲁莽撞，却也不乏真诚坦荡，他眷爱晓芸确是发乎内心。爱情并非单纯的时间发酵，所谓一见钟情也好，倏忽来去也罢，其源头并非不可捉摸。比较狗子，这个外来户的大春，有军人的英武，有医生的仁慈，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濡养和精神魅力，这不能不让晓芸一见倾心。与其说大春无意中窥见晓芸沐浴、随后拾到姑娘的亵衣——红肚兜，引发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渴望，不如说，这是两颗异性恋心在淙淙山涧、青葱地头的砉然撞击，这种灵与肉结合的恰切无间，奔放恣肆，注定了任何世俗、乱局和恫吓都无法遏阻，都是徒劳。
狗子的气急败坏和拼命对峙，自然都在情理之中。更具威慑力的是“坝上”长老们的一致谴责、拦阻与惩罚。中华底层文化及习俗绵延深厚，晓芸的不婚而孕与“私奔”，岂止大逆不道，简直触犯天条——包含乡绅们的权威。于是沉潭的一幕，即将展开。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一个小说《萧萧》。这个小说最初写于1929年，刊于《小说月报》21卷1号。小说描写了湘西社会和少女命运，主人公萧萧从小失去父母，在她12岁时，没有坐花轿穿红着绿的体面，便不明不白的做了媳妇——丈夫小她多矣！断奶不久，不满三岁。萧萧在“夫”家长大，发育，就在她情窦初开时，不免遭人诱奸，也是面临沉潭厄运，后因长者忽发同情，又因为生了个儿子，才幸免于死，没有被囚笼沉潭。她儿子长到12岁，便娶了个比他大6岁的媳妇，萧萧做了婆婆。作品在哀婉的同时，也荡漾而出一股子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著名评论家夏志清很看好作家给予萧萧的结局，认为这种诗意的翻转，恰恰呈现了人性可喜可怜的一面。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根据他的解释，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对比《萧萧》和《红肚兜》，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湘西和皖南有着几乎相似的祠堂惩罚原型：沉潭；另一方面，作品的编创既有承接关系，又有创新关系。如果说前者的被释，主要基于长者的悯恤（生男亦是充分的理由）；后者则是军医的角色，面对一体陈情（包括狗子的大恸），更主要的是瘟疫当头，大春、虎彪悬壶济世，拯救乡民与水火，凡此种种，长老固然不可能一下子抛弃因袭骇人的旧俗，但也不能弃众人生死于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良莠杂处、好坏兼蓄、利钝相生——于是终令放人。尤令人深味的是，被人“横刀夺爱”的狗子，自觉无脸且无趣在仙人坝继续盘桓，亦然远走，辗转当了新四军。大春和晓芸的爱恋令人欣羡，在那个年代，却不能没有叹惋的结局——军人的天职，最终只能体现在保家卫国之中，大春战死在与日寇厮杀肉搏的战场，空留下又一对孤儿寡母的无穷憾恨与眷念。
综观《仙人坝》，其一、选取了一个较好的角度进行战争年代的爱情叙述，有叹息与沉重，亦有放歌与轻盈；有阴谋与奸诈，亦有率真与旷达；有国难与家仇，亦有舒缓与闲适……质其实，战争是背景，人性才是登堂入室的主角。以小说《受戒》等作品名世的汪曾祺曾经表示过，他想书写民国时代一些美丽的记忆。亦即在战乱时代，美好人性的书写或更其珍贵。其二、《仙人坝》线条简劲而温婉。一部一两个钟头的镜头叙事，不能掺杂太多的故事元素和人物命运。《仙人坝》虽然有大春师徒、晓芸母女、茶馆母女、保长（顺便说一句，这个保长也很有特色，一反以往作品中保长的负面形象）、狗子、奸佞以及几个长老等等。但主角始终是大春和晓芸，主线始终是两人的爱情铺陈。世上亲情、爱情、友情，演绎波澜壮阔，呈现万千斑斓，究其实，最揪心、最悲催亦最痛苦的或许还是爱情。“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其三、《仙人坝》在返视历史中书写了善良与率真。著名评论家刘再复把中国文化分为“原型文化”和“伪型文化”两种，前者如《山海经》、《南华经》、《道德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和《红楼梦》等，后者如《水浒》、《三国演义》。确实，我们的先秦诸子等大都真气灌注，精神昂沛，到后来积习积弊，官场厚黑、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直到“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终至流氓当道，阴险塞途，人心人性殆也！《仙人坝》着眼人心和情感的至真至性，一无矫饰与涂抹，如一卷徐徐展开、笔墨清淡的山水画轴，沁人心脾，裨益世道，是当下浮躁与虚热的清凉剂、滋补膏。
如果作品能够在人物性格的开掘和细节的撰构中，更多一些思考或许更好，譬如，作为军医的大春，栖居山乡而成货郎担，不如让他一直巡回问诊更恰切。他和晓芸的爱恋固然是一见钟情，如果能够在晓芸母女之中妙手回春，是否为爱情的“编织”有了更顺理成章、因之也更水到渠成的安排？
还有，起始，让大春多有几分理性的避让和晓芸多有几分野性的进攻，是否多一些情感的波澜和层次？大春和虎彪两个曾经“留洋”的文化人，是否还可以展开更多一些智慧与文化的书写？再考量多一些，是否让两个放洋归来的医生，做的是为乡民怀疑的西医而非中医，会更多一些文化的碰撞和矛盾的起伏（譬如让狗子们有反对和驱赶的由头）？如然，在一个充满宗教般敬畏的乡村风俗的角落里，或许会留下更多贯穿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辉光。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副院长，深圳市文联副主席）
文/南翔
《仙人坝的红衣兜》（以下简称《红衣兜》），是一部带有散文诗一般品质的电影。电影叙述了发生在苏皖交界小山村的一个爱情故事，随着抗战画面的展开，切入点很是新颖：国民政府军队在溃败之中，有两个军医刘大春和王虎彪和老百姓一道撤退，因是军人，自然带有掩护的色彩；又因为是医生，一则在军人的身份之外，加重了责任的担当；二则为以后村民遭遇瘟疫而毅然出手埋设了伏笔。事实上，任何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或职业，不能不为全篇（剧）做一个恰当与吃重的预设。
影片在开篇之后，亦即撤离之中，设计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细节：一个军中败类企图趁乱强奸民女，大春怒不可遏，举枪欲击。一则是“战友”情分，二则是国难当头，终于给此人留了一条生路。此人后来当了汉奸，返回挟私报复，剧情于是多了悬念，也多了故事辗转腾挪的可能性与丰富性。
电影故事十分紧凑，接下来的画面切换，也很是干净利落：大春和虎彪二人从此化繁为简、化军人为布衣，栖居在仙人坝这个山清水秀的江南村落。虽是兵荒马乱、鼙鼓之声可闻，仙人坝毕竟不是主战场，亦非日寇眈眈虎视之地，换得一时的“苟且”之安。“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种编创设想，并非冀望在国难当头遁世，更非对战争的美化，而是为故事和人性的展开，另辟一种审美通道，编剧要的便是一份安宁，一份安宁之下的情感演绎。
早已定了娃娃亲的女主角宋晓芸，父亲故世，与母亲杨腊梅相依为命。晓芸的“对象”是沾亲带故的结巴——狗子。狗子性情粗鲁莽撞，却也不乏真诚坦荡，他眷爱晓芸确是发乎内心。爱情并非单纯的时间发酵，所谓一见钟情也好，倏忽来去也罢，其源头并非不可捉摸。比较狗子，这个外来户的大春，有军人的英武，有医生的仁慈，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濡养和精神魅力，这不能不让晓芸一见倾心。与其说大春无意中窥见晓芸沐浴、随后拾到姑娘的亵衣——红肚兜，引发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渴望，不如说，这是两颗异性恋心在淙淙山涧、青葱地头的砉然撞击，这种灵与肉结合的恰切无间，奔放恣肆，注定了任何世俗、乱局和恫吓都无法遏阻，都是徒劳。
狗子的气急败坏和拼命对峙，自然都在情理之中。更具威慑力的是“坝上”长老们的一致谴责、拦阻与惩罚。中华底层文化及习俗绵延深厚，晓芸的不婚而孕与“私奔”，岂止大逆不道，简直触犯天条——包含乡绅们的权威。于是沉潭的一幕，即将展开。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一个小说《萧萧》。这个小说最初写于1929年，刊于《小说月报》21卷1号。小说描写了湘西社会和少女命运，主人公萧萧从小失去父母，在她12岁时，没有坐花轿穿红着绿的体面，便不明不白的做了媳妇——丈夫小她多矣！断奶不久，不满三岁。萧萧在“夫”家长大，发育，就在她情窦初开时，不免遭人诱奸，也是面临沉潭厄运，后因长者忽发同情，又因为生了个儿子，才幸免于死，没有被囚笼沉潭。她儿子长到12岁，便娶了个比他大6岁的媳妇，萧萧做了婆婆。作品在哀婉的同时，也荡漾而出一股子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著名评论家夏志清很看好作家给予萧萧的结局，认为这种诗意的翻转，恰恰呈现了人性可喜可怜的一面。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根据他的解释，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对比《萧萧》和《红肚兜》，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湘西和皖南有着几乎相似的祠堂惩罚原型：沉潭；另一方面，作品的编创既有承接关系，又有创新关系。如果说前者的被释，主要基于长者的悯恤（生男亦是充分的理由）；后者则是军医的角色，面对一体陈情（包括狗子的大恸），更主要的是瘟疫当头，大春、虎彪悬壶济世，拯救乡民与水火，凡此种种，长老固然不可能一下子抛弃因袭骇人的旧俗，但也不能弃众人生死于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良莠杂处、好坏兼蓄、利钝相生——于是终令放人。尤令人深味的是，被人“横刀夺爱”的狗子，自觉无脸且无趣在仙人坝继续盘桓，亦然远走，辗转当了新四军。大春和晓芸的爱恋令人欣羡，在那个年代，却不能没有叹惋的结局——军人的天职，最终只能体现在保家卫国之中，大春战死在与日寇厮杀肉搏的战场，空留下又一对孤儿寡母的无穷憾恨与眷念。
综观《仙人坝》，其一、选取了一个较好的角度进行战争年代的爱情叙述，有叹息与沉重，亦有放歌与轻盈；有阴谋与奸诈，亦有率真与旷达；有国难与家仇，亦有舒缓与闲适……质其实，战争是背景，人性才是登堂入室的主角。以小说《受戒》等作品名世的汪曾祺曾经表示过，他想书写民国时代一些美丽的记忆。亦即在战乱时代，美好人性的书写或更其珍贵。其二、《仙人坝》线条简劲而温婉。一部一两个钟头的镜头叙事，不能掺杂太多的故事元素和人物命运。《仙人坝》虽然有大春师徒、晓芸母女、茶馆母女、保长（顺便说一句，这个保长也很有特色，一反以往作品中保长的负面形象）、狗子、奸佞以及几个长老等等。但主角始终是大春和晓芸，主线始终是两人的爱情铺陈。世上亲情、爱情、友情，演绎波澜壮阔，呈现万千斑斓，究其实，最揪心、最悲催亦最痛苦的或许还是爱情。“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其三、《仙人坝》在返视历史中书写了善良与率真。著名评论家刘再复把中国文化分为“原型文化”和“伪型文化”两种，前者如《山海经》、《南华经》、《道德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和《红楼梦》等，后者如《水浒》、《三国演义》。确实，我们的先秦诸子等大都真气灌注，精神昂沛，到后来积习积弊，官场厚黑、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直到“宁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终至流氓当道，阴险塞途，人心人性殆也！《仙人坝》着眼人心和情感的至真至性，一无矫饰与涂抹，如一卷徐徐展开、笔墨清淡的山水画轴，沁人心脾，裨益世道，是当下浮躁与虚热的清凉剂、滋补膏。
如果作品能够在人物性格的开掘和细节的撰构中，更多一些思考或许更好，譬如，作为军医的大春，栖居山乡而成货郎担，不如让他一直巡回问诊更恰切。他和晓芸的爱恋固然是一见钟情，如果能够在晓芸母女之中妙手回春，是否为爱情的“编织”有了更顺理成章、因之也更水到渠成的安排？
还有，起始，让大春多有几分理性的避让和晓芸多有几分野性的进攻，是否多一些情感的波澜和层次？大春和虎彪两个曾经“留洋”的文化人，是否还可以展开更多一些智慧与文化的书写？再考量多一些，是否让两个放洋归来的医生，做的是为乡民怀疑的西医而非中医，会更多一些文化的碰撞和矛盾的起伏（譬如让狗子们有反对和驱赶的由头）？如然，在一个充满宗教般敬畏的乡村风俗的角落里，或许会留下更多贯穿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辉光。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副院长，深圳市文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