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银幕上涌现的青年题材电影浪潮中问世的。它的出现与苏联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80年代后半期，随着苏联社会进行的“公开性改革”，电影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题材上，电影工作者闯入以前的禁区，敢于表现原先不能表现的问题。银幕上出现了一批意志消沉、精神颓废且又冷酷无情的角色，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青年题材的影片之中。自1988年的《小薇拉》开始，随之浪潮般涌上银幕的《我叫阿尔列基诺》、《麻醉针》、《诱惑》、《讹诈》、《教唆者》、《摇滚风格中的悲剧》……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苏联社会存在的斗殴、讹诈、吸毒、卖淫等社会问题，也刻画了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类青年形象。这一时期苏联各种社会问题日趋激化，人们对前途不抱希望，对国家难于信任，悲观失望，丧失信仰，没有目标，没有理想。这便是此类影片及此类主人公出现的根本原因。

80年代末，苏联青年人中涌现了各种各样的自发团伙和帮派：重金属歌手、嬉皮士、朋克、摇滚乐崇拜者……这些自发组织的出现一方面是青年人对社会的不满，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进行抗议。另一方面，他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打架斗殴，造成大规模的骚乱，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类在当时表现甚为突出的问题受到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艺术家们也没有忽略这一现象，波德尼耶克斯就这一问题拍摄了长纪录片《当青年人轻松吗？》引起社会的轰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白俄罗斯青年导演雷巴廖夫拍摄了本片。他要把现实中的这类问题再现于银幕，以引起社会关注。

导演在对影片的阐述中谈到：“我们力图把今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思考、争论的东西进行艺术上的加工。”也就是说，要用艺术电影的手法来再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这艺术手法首先体现在剧作方面。应该说明，这一时期青年题材的大多数影片中，作者很少把个人性格的发展，积聚情绪力量和行为动作的意义等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些影片中，作者首先是展示社会现象，用极其异常的环境氛围建构当代青年生活环境的模式。在本片中，作者同样不是对单个人的心理感兴趣，而是展示社会现象。三角恋爱的关系在剧中不是揭示性格的发展，而是起着产生矛盾，加强戏剧冲突和改变情绪调子的作用。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尽可能地接近纪实原则，选择以尖锐形式表现的社会现象，用纪实的方式进行纪录。另外，依靠情节的连续性和强调镜头内的细节构成一系列联想，以事件本身的逻辑说明银幕上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进行最大可能的艺术概括，集中有含义的细节，以加强镜头和事件对观众的影响。

影片运用了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出现的“平行剪辑”这一手法。但是，这个“平行剪辑”不是众所周知的加强银幕叙述戏剧性的剪辑手法，而是一种将银幕上的事件同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对比，以产生一种独特的联想。观众依靠个人的记忆，把银幕上的故事情节外推到现实生活之中。比如，当熟悉苏联的观众看到银幕上发生的“车厢”小流氓对“重金属歌手”的迫害时，立即会想到喀山青年的流血事件及莫斯科的团伙青年对他们看不顺眼、不合心意的年轻人的迫害。而当看到这帮小伙子强行给一青年剃头时，便会想起作为该片编剧之一的谢科奇赫发表在一个刊物上的轰动一时的文章中的相应事实。在此，银幕上的故事情节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标志。

影片在情节内容上突出表现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开始，郊区的一帮孩子结伴去明斯克，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没有任何出格之处。然而在电气火车上，当他们和重金属歌手相遇时，立即给人一种惊慌之感。主人公及其一伙在此极力表现自己的统治权力，仿佛他们是列车的主宰。双方对立，情势激化。这场戏已经包含有危险的信号。而作者在此详细描述发生的事件，目的在于，通过事件展示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事件冲突加剧的每一时刻，同时也标志着危险的程度和对立激化的热度。在表现社会恶现象的同时，作者采用“刺激”的风格。应该说，这一时期，表现社会问题的影片，大多采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刺激的风格”等手法吸引观众。本片也采用同样的手法。片中表现的打架斗殴、摇滚乐、性场面、剃头、抢滑板，即使是看录像片，也无不充满刺激感。

影片的故事情节按照运用事实积累情绪和揭示道德的同等原则建构，事实的联接是自由的，行为动作是一个接一个，情节内容一个连一个。作者仿佛怕来不及表现自己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留时间对事件进行隐喻式的思考。银幕上的事件达到饱和程度，行为动作则包含激烈的因素。这种饱和和激烈因素是作者对影片事件艺术阐释的自觉意识。而这种叙述方法也正是“刺激”风格的特征。影片正好达到了这一效果。比如“车厢”的伙伴们刚刚给坐凳子上看书的小青年剃了头，又立即毫无缘由地去追赶在运动场滑滑板的孩子们。如此，影片逐渐表明主题：没来由地使用暴力。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主人公、“车厢”的头头阿尔列基诺是残酷与暴力的体现者。作者通过他来展示现存的社会现象，揭示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从这一点上讲，阿尔列基诺是一个“标志”，是社会灾难的符号，是令人不安的社会病的不祥之兆。正因为如此，剧中人是定型的，他没有发展，也没有成长。银幕上表现的他是他的原样，是客观存在。然而，尽管银幕故事只表现他的行为，而没有刻意说明他怨恨心理及滥用拳头的来由，但是观众在社会生活中不难意识到这一点。同时，情节发展过程中揭示出的社会不平等和生活不公道的几个侧面，也是对他行为动机的说明。下意识的报复是主人公残酷心理的动机之一。尽管影片没有明确表示，但观众仍能感到。这帮孩子是社会的产物。他们意识到生活的不公，为自己所受的委屈进行报复，但在行动中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动机和后果。阿尔列基诺对生活没有出路不去抗议，而是要在社会上站住脚，要掌握评判权，但在评判中，在自己的行为动作中分不清残酷与坚决、暴力与权利。

其次，他们性格的形成表现为成年人的影响。明显的例子是小伙子们在邻居茨冈人家里看录像片的场景。茨冈人的家庭氛围给人一种令人嫌恶的感觉。电视屏幕上，日本录像片中裸体女人的尖声叫喊，疯狂地扭屁股给孩子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面的社会教育又有什么结果呢？银幕上是另一种内容的符号：年轻人早已对之失去信任和兴趣的空泛的社会宣传。被赶进礼堂的小伙子们在没完没了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絮叨中溜出礼堂。演说家说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这一社会普遍现象，对研究了解青年人的“没有来由”的恶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最后一种原因——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是第一种原因的根源。片中所有这些孩子都生活在贫困家庭。对同龄人的嫉妒产生愤恨，愤恨又转化为暴力、残酷。影片中有一段阿尔列基诺的独白：“他们生来就注定一切都由爸爸给安排好了……而我们生来就注定被抛在门外。我们只能偷、抢。我一看见他们，就恶心，浑身的骨头在作响。没什么，只要我们抱成团，他们就不能战胜我们。我们是‘车厢’。走着瞧，看他们怎样翻筋斗吧！”

外号叫英吉尔的小伙子，是阿尔列基诺所反对的那类人的代表。英吉尔在片中是阿尔列基诺的对手。但就性格而言，又和阿尔列基诺是同类人。英吉尔也是残酷与暴力的体现者。不同的是，他有钱、有私人汽车，还与警察有联系。他的残酷与不道德行为根子更深、更可怕。

影片以不断表现主人公生活的各个侧面、描述他的生活细节来说明主人公性格形成的根源。冷漠、无情、没有精神追求的生活环境造就青年人的新类型。他们不顾一切，对任何人不负责任，把力量显示和绝对自由作为生活的纲领，由此打架、斗殴、挖苦、伤害他人。挑衅和残酷是他们性格的主要格调。虽说阿尔列基诺在对女友列娜的爱情中也表现了慷慨和热情，如同爱情作品中标准的主人公一样。

雷巴廖夫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立体的、令人生畏的、体现仇恨与暴力的青年人物形象。影片的主人公陷入荒谬的概念框框，认为力量是万能的，从而我行我素。然而任何事情都不会没有报应。影片结尾一场戏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被打倒、被侮辱的阿尔列基诺在暴力面前彻底崩溃，他的幻想彻底破灭。

影片环境的造型符合作者揭示主人公性格的逻辑。片中的主人公生活的环境五光十色，区域不一。这里有白俄罗斯的茫茫旷野，电气列车穿梭在这旷野之中；有肮脏的车站仓库，主人公们常在此卖力挣钱；有主人公前去消遣娱乐的都市；还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的酒吧。喧闹的明斯克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各式各样的买卖人、朋克、嬉皮士、冒险分子、重金属歌手……在芸芸众生之中，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想要成为强人，于是热心于学习、掌握残酷与暴力这门学问，热心于学习打架、斗殴。明斯克大街上的一场戏（类似于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的情况）也是苏联生活现实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本片和同期出现的较有影响的影片《小薇拉》一样，都是表现青年主人公的无望和困境。不同之处在于：《小薇拉》表现主人公精神上的无望，情绪上的无出路。本片则分析产生于社会的恶和暴力、仇恨和残酷的动机和后果。从这一点上说，本片也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