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线生的悲剧》(1967)“运用取自雷乃与戈达尔的电影拼贴形式,然而却以其猥亵幽默的方式进行处理。”18片中广泛使用的拼贴手法主要作用于叙事结构,电话接线生与其两个情人(卫生督察和邮递员)的故事,被片头和46分钟处“《医疗性学和性知识》的作者科斯蒂奇博士”关于人类性历史的科教纪录片和12分钟左右的“犯罪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莱克西奇”的关于罪犯如何处理尸体的纪录片所打断,这形成了“闪前”的效果,同时也“在影片中引起新的联想并增加了煽动性的色彩和背景。”19影片中插入了取自纪录片《游行》,以及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热情·顿巴斯交响曲》(Entuziazm(Simfoniya Donbassa),1931)的镜头,还包括灭鼠、刑侦等新闻纪录的素材等,此外接线生与邮递员的性关系则是通过一组模仿著名雕塑的默片镜头来暗示的。格雷戈尔认为“这些对比段落突破了现实主义和主要故事的戏剧冲突,使其变成向观众说明的原始材料”20。影片对政治的反讽之处在于,接线生因怀孕和卫生督察发生争执之后的段落,音轨上使用了取自《游行》的合唱歌曲;在卫生督察将接线生杀害之后,马上剪入了《游行》中的一个镜头等等;这种手法在影片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