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2-17

愛說矣 • 聋哑部落:冷看他痛苦做愛

(劇透)「擬真」的性愛場面被當作宣傳重點，其實是捉錯用神，因為《聾啞部落》(過於寂靜的喧囂；The Tribe)的定位是在影展圈子活躍的小眾「藝術」電影，其觀眾大概也心裡有數，即使有性愛場面也很可能並不帶來歡愉，而是厭惡。《聾啞部落》的性愛場面根本不是戲裡的重點，暴力才是，而且同樣帶有「把觀眾推開」的挑釁性。
當然，主流電影的暴力場面大多是帶來娛樂性的，一些小眾的、有意審視暴力(或其他陰暗面)的電影則反其道而行。這些電影的創作者往往以冷調子來處理暴力和性愛場面，克制配樂的作用(避免觀眾情感被配樂影響)，逼觀眾集中用眼看；鏡頭大多是中/長鏡頭，把觀眾置於旁觀者的角度，有礙於其投入，或對角色產生認同感。這種「冷暴力」的電影可能會把角色的遭遇以緩慢的節奏平白地表現出來，然後待觀眾感到有點納悶放鬆之際，暴力衝擊卻倏忽而至，卻要旁觀者不忍觀看。近年這類電影的例子有墨西哥、法國合拍的《校園欺淩後》(露西亞離開之後；After Lucia)，也包括奧地利導演Michael Haneke的作品，都有一種「把觀眾推開」的姿態。吊詭的是，觀眾並沒有被完全驅離，而是被置於可望而不可即之處，產生「看著他受苦，卻無法插手」之感。
《聾啞部落》的另一「賣點」是全手語、無對白、無字幕的設定，要把觀眾更推開一點，毋疑是極大膽的，因為這是明明白白地把視電影為娛樂的觀眾趕走，只吸引那些願意把看戲視為挑戰的小眾。
故事背景設於烏克蘭一所特殊學校，主要角色全是聾啞人士，以手語溝通。因此《聾啞部落》的觀眾比較他們觀看其他「冷暴力」電影之時，更多了一重語言的屏障。雖然導演Miroslav Slaboshpitsky巧妙地讓觀眾透過角色的身體語言和遭遇去了解劇情，但語言上的鴻溝卻妨礙了他們投入角色的內心世界。男主角是個轉校生，怎料那學校是個犯罪集團，師生上下皆有份。主角為了生存只有加入這夥團，因其天賦更漸漸被委以重任。他們偷盜、賣淫，當上淫媒的男主角卻愛上了一個要被賣的女同學。可悲的是他只能以嫖客的身份跟她歡好，雖然她對他好感漸生，但他的慾望越來越強，要佔有她，那便注定他們不會有好結果－－一方面他沒有空間去學習怎樣愛別人，其鍾愛的女生也只是其慾望之佔有物，另一方面他由愛生妒，妨礙著集團做生意。
編劇把男主角置於一孤獨的位置－－作為聾啞人士本來已是社會中的弱勢，在犯罪集團中他的內疚、不忍、勉強等情緒皆流露於觀眾面前。然而，當觀眾預期他會逐漸腐朽如其他人一般之時，他卻與所有人為敵(連他愛的女生也樂於為娼，能賺錢又能享受性愛)，最後成為比其他人更惡之魔，犯下更大之罪，步向悲絕的結局。集團要把女生賣去外國，已被貶為閒人的主角卻搶去他愛的女生的護照毁掉，被「同伴」毒打。他們或許以為他死了，回宿舍睡覺，卻在夢中被回歸復仇的主角逐個殺掉。
導演以很多一鏡直落的中或長鏡頭來組成整齣電影，每一段一個事件，實時呈現的方式讓觀眾有現場感(卻非投入感)。觀眾的位置多於角色眼睛成水平，透過攝錄機被安排在一旁觀的矩離。例如幾個高年班的壞學生在廁所教訓低年班的手下，觀眾就像其中一份子，圍著那個低年班學生看他被毆打。另外一場墮胎戲裡，女學生找黑市女醫墮胎，手術在浴室進行，導演便讓觀眾彷如站在浴室門口，看著無情暴的「醫生」怎樣把一件件的工具插進女生下體內，觀眾眼巴巴看著女生極度痛苦，卻無能插手。
當然觀眾是不可能對電影世界裡發生的事情插手的，但若那是現場轉播的罪惡場面，觀眾又能干預嗎？其實我們每天看着電視和手機的屏幕，知道有那麼多壞事情發生，能插手的空間又有多少？所以這些「冷暴力」電影的挑釁性不單在於其對暴力與性的呈現並不帶來快感(如主流電影)，而是令人不安，卻又逼人直視。全手語、無字幕、無配樂的設計使觀眾集中精神觀看角色的行動和遭遇，在他們習慣了聲音的缺乏之後，更被少數的、配合暴力情節的聲音所震憾(例如無力尖叫的女生在墮胎時痛得嗚嗚慘叫；最後主角大報復時以金屬多次擊打敵人頭部的聲音)。這些處理手法呈現出實在感，而正是這種實在感對觀眾而言富有挑釁性。
罪惡每天都在發生，善良的人也會墮落，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卻無可避免，觀眾只能袖手旁觀－－真的嗎？這齣劇其實沒有說「改編自真實事件」，那麼烏克蘭的聾啞學校當中真有那樣的犯罪集團嗎？也許當觀眾主動去了解世界不同各落發生的事情之時，我們才有離開那旁觀者位置之可能。
(原載於《時代論壇》1456期，2015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