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望故乡》，作者是生于清光绪年间的诗人于右任，曾亲历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晚年曾说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964年，于右任先生病逝，葬于台北最高峰玉山顶峰，圆了遥望祖国大陆的夙愿。

原谅我们的无知 骄傲 忘却

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认识的人，就是年轻时的姥姥。让我做一个揣着感情的第三人，从第三视角看她的童年，少女时期，和她坚韧的青年时期。

尽管如此好奇她年轻时的模样和故事，但我从来没有勇气，去询问那些饥荒年代里、十年浩劫里，她见过什么，经历过什么。如果那些苦难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不肯再面对的，如果我的探索与求知欲会不小心伤害到她们，那我愿意永远不知道。

我做事情喜欢计算时间成本，所以一般不太会看没有口碑的影视节目，看《客从何处来》的过程中，眼泪从来没机会停歇。

《客从何处来》第一季，央视主持人阿丘，广东梅州人，关于他的外公外婆为何早年在马拉西亚死于非命，一直是家族讳莫如深的话题。查阅相关史学资料，阿丘发现，马来西亚历史上记载过的两个人都有可能是自己的外公，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遗臭万年的叛徒，一个是战争英雄。到底哪个才是外公？

但到了马来西亚，阿丘才发现那两个人都不是外公。外公只是当年不堪战乱，下南洋大潮中的一个底层割胶工人。

当时马来西亚正处动荡时期，外公外婆所处的橡胶林，外面是包围的英军，里面是马拉西亚游击队，被滥杀的华工像被铺在案板上开膛破肚的死鱼一样，胡乱丢弃在橡胶林。

外公外婆被杀后，三个孩子要回中国没有路费。阿丘的姨妈就把自己当作女仆卖掉，凑够路费送弟弟妹妹回中国，姨妈服侍的那户人家处处欺凌她，后来姨妈被一个阔少救下，却又被阔少霸占，沦为另一户人家的女仆，并患上了抑郁症。

撒贝宁的爷爷撒应江，在听到逃难的消息时，根本来不及去想发生了什么，“把被褥、行李一卷，背起小孩就跑”，逃难路上辛苦，干粮又不够吃，最小的孩子没办法，只能活活扔到路边的塘里去了。

战乱年代，小人物的一切行事目的就是“活下去”，摸爬滚打刀尖舔血的讨生活。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尚有迹可循。但更多的，早已彻底被历史遗忘。

就算历史不记得他们，我们也要记得。

每个家族都是历史的脉络

血脉是一种奇怪的无形牵绊，这种牵绊让我们即使在面对未曾谋面的亲人时，仍然会生出一种疼惜和亲切感。

由于大时代历史和小人物命运的牵连，每一个家族都是一段历史。

比如马未都的曾祖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封资修时期，不甘心家谱失传家族无处可寻，冒着生命危险，跑遍整个镆铘岛偷偷摸摸的做家谱，这份家谱的构成和流传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以及因为国共战争，许多家族也被迫深陷于这场风波中。比如台湾导演钮承泽的父亲是满清贵族钮祜禄氏，在战乱年间，不堪家族的腐败没落，只身一人离开家族参军。因为当时国际上承认的是国民政府，他便一直随着国民党参战，到后来被迫离开大陆，来到台湾，一生再没有机会回到大陆家乡。

还有没有办法播出的金士杰家族，金士杰的父亲是飞行员，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谢上苍。寻根路上，金士杰去看他的叔叔，因为两岸分隔加上人也逐渐老迈无力，叔叔早已没有机会和他哥哥以及他的家族相聚。见到金士杰时，叔叔当下老泪纵横，紧握金士杰的双手：“谢谢你来看我”。

我们中国人讲家，不太喜欢单纯的局限于一群人或一间祖屋，而是用东方思维由小及大，把它泛化，变成厚重的家国情怀。

这种家国情怀，是渗透在中国人血液里头的东西。但这种宏大的概念，其实很难让人产生参与感和身份认同感。

只有把它弱化缩小回本体，回到以血脉为纽带的族谱上，我们才能看到故土之于我们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的切肤之痛。

对于我来说，《客从何处来》这档节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通过寻根，把已失散的亲情寻回；通过寻根，把家族史完善继而延续下去；通过寻根，让我们从细小之处了解真实的历史和前人的气节风骨。

给我开口的自由

但这档节目因为触及历史敏感时期，早已于2015年停播，拦腰斩断，猝不及防。没有播出的金士杰、佟丽娅和谢娜家族的下期，被宣布永久禁播，再无可能出现在任何网络平台上。

每一种话语的发出都服务于一种权力意志。同理，每一种话语的收回也是服务于一种权力意志。

正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为这种教育身体力行，绝不应该是这种悄无声息的切断阻隔。

忠于民族的过去，将不时提醒民族的每个人“向后看”，并且指引他们“向前走”。

给每个人发声的自由，不要只是表面上每个人分了话筒，拿到手里却发现是话筒的开关不在自己手里。

最后引用一段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的一段话与诸君共勉：

“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人们不应该限制不同的思想。因为：其一，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确定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其二，即便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我们压制它也是错误的。正如他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大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