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0-16
书影人生 • 变脸:生活远比艺术艰难
《变脸》是我看哭过好几次的电影。镜头开始那段簇拥活观音的场面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小时候过年的记忆。
我是一名90后，在温饱中长大，没有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期，但小时候总听母亲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现在想来，他们描述的一些社会状况远比电影当中还要艰难。
母亲出生时已经是60年代末，相较于电影里的年代，人们生活境况已经好很多了。但在她小时候，农村养不活孩子是很正常的，那时候医疗条件差，生孩子生得多，夭折的也多，所以人们更愿意多生，都养活了是福，养不活的是命。那时候正赶上大饥荒，勒紧裤腰带还债，母亲说她经常饿肚子，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挨饿。同时，人们生孩子不节育，一些养不活的婴儿直接被扔到野地里，村里的小孩不懂事，会失手拿铁锹铲死，那些血腥的画面，到多年以后还会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能当时好的一点就是，没有酒肉臭的朱门，只有经历过几十年战争以后，还未富起来的，一穷二白的中国。甚至到80年代初上中专的时候，母亲带的干粮还是不够吃。所以当我看到电影画面中一位母亲抱着哇哇大哭的女娃说“两块，就两块”的时候，心里竟然能够理解这位走投无路的母亲，希望变脸王能够收下她，毕竟，这有可能是穷苦人家女娃唯一的活路。
母亲说，有一次，我大姨生病发高烧，姥姥就抱着孩子，顶着雨，走了好几十里的路求医，结果医生说孩子不顶事了，不给治。姥姥就又抱着孩子走了几十里路走回家，给孩子喂下家里仅有的消炎药，一直用湿布给孩子降温，折腾了好久，竟然有所好转。姥姥说，如果当时没有救下，孩子可能就没了。姥爷是教员，常年在山上教书，路途远，一去好几个月，姥姥瘦瘦的一个人要拉扯五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孩子。队里发粮，她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去，能抢得几口是几口，否则就没有粮食吃。现在想来，她的手脚麻利，动作快，很可能是当时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因为不快，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孩子。我真的觉得我姥姥姥爷很厉害，在那样的条件下，五个孩子健健康康，学习好的不好的都供上了中专，我姨还读了很好的大学。
我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爷爷奶奶男耕女织，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虽然穷，但爷爷特别勤劳。干过铁匠，做过木工，虽然早已不做了，但村里只要说起铁匠，老一辈人都知道住在哪里。《变脸》里变脸王常讲，有本事走遍天下，没本事寸步难行。我就会想起我爷爷。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爷爷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学技术，肯吃苦，只有这样，才养活得了一大家子七口人。父亲、叔叔伯伯也都读上了中专，姑姑们读到了小学，据说是因为学习不好不愿意上学了，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太多书吧。好在有哥哥们的照顾，也找到了相对安稳的工作，不过总归是和读书到一定阶段的人命运不同了。我的两个姨都读到了大学，一个在大专教书，一个当上了市里银行的副行长。我觉得，在穷人的家庭里，读书真的是可以改变阶层的一条出路。
回到电影本身，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是因为它正是印证了那句话：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黑黢黢的巷道里到处是低价卖孩子的父母和人贩子，警察屈打成招，办成冤案，这是现实的生活；被拐卖的天赐得到狗娃相救，一来二去回到大宅院，狗娃舍命求情感动了师长，师长管了地头蛇，皆大欢喜，这是艺术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为了团圆而团圆，这种电影往往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大团圆的结局反而拉低了整部电影的艺术表达。而这部电影里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处理正像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一样，过程跌宕起伏，结局皆大欢喜，但其背后影射的社会生活却是真实且触目惊心的。观者并不会因为结局的圆满而忽视掉过程的悲凉，反而会慨叹这种圆满的结局，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多么小概率的事件。这不禁让我想起《窦娥冤》。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生时雪不了的冤，只能等到死后化作冤魂来阳世昭雪，这是何其之悲凉！电影里变脸王距死刑只剩五天的时候，狗娃舍命求师长，最终救下了变脸王，虽没有冤魂返世的情节，但细细想来，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近代版的“窦娥冤”吗？现实里有几个梁老板？又有几个愿意为了一个戏子和街头小姑娘，冒着毁掉警察“功劳”风险的师长去强压地头蛇？梁老板对狗娃无奈地说：“我们戏子终究是戏子，左右不了什么。”是真实的无奈，而师长能插手警署也是军阀割据时期政治的常态。所以，影片最后回归到了传承变脸绝活这一点上，呼应开头变脸王不希望断了香火，而圆满结局的处理也不突兀，是建立在整部电影逻辑之上的艺术处理，这样的艺术处理是高级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从艺术主题的表达上来看，电影希望体现“人道”二字，也在结局中得以升华，变脸王对狗娃爱护有加的“人道”最终换来狗娃舍命相救的“人道”，正如变脸王被救后对梁老板说的那句话一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狗娃的舍身取义不正是对变脸王“一饭之恩”的涌泉相报吗？生活远比艺术艰难，人道更要永存心间。这是电影的主题，也是每个被感染的观者心里的一抹暖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看完之后会觉得电影伤怀而不伤感，真实而不悲凉的原因吧！
我是一名90后，在温饱中长大，没有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期，但小时候总听母亲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现在想来，他们描述的一些社会状况远比电影当中还要艰难。
母亲出生时已经是60年代末，相较于电影里的年代，人们生活境况已经好很多了。但在她小时候，农村养不活孩子是很正常的，那时候医疗条件差，生孩子生得多，夭折的也多，所以人们更愿意多生，都养活了是福，养不活的是命。那时候正赶上大饥荒，勒紧裤腰带还债，母亲说她经常饿肚子，小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挨饿。同时，人们生孩子不节育，一些养不活的婴儿直接被扔到野地里，村里的小孩不懂事，会失手拿铁锹铲死，那些血腥的画面，到多年以后还会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能当时好的一点就是，没有酒肉臭的朱门，只有经历过几十年战争以后，还未富起来的，一穷二白的中国。甚至到80年代初上中专的时候，母亲带的干粮还是不够吃。所以当我看到电影画面中一位母亲抱着哇哇大哭的女娃说“两块，就两块”的时候，心里竟然能够理解这位走投无路的母亲，希望变脸王能够收下她，毕竟，这有可能是穷苦人家女娃唯一的活路。
母亲说，有一次，我大姨生病发高烧，姥姥就抱着孩子，顶着雨，走了好几十里的路求医，结果医生说孩子不顶事了，不给治。姥姥就又抱着孩子走了几十里路走回家，给孩子喂下家里仅有的消炎药，一直用湿布给孩子降温，折腾了好久，竟然有所好转。姥姥说，如果当时没有救下，孩子可能就没了。姥爷是教员，常年在山上教书，路途远，一去好几个月，姥姥瘦瘦的一个人要拉扯五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孩子。队里发粮，她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去，能抢得几口是几口，否则就没有粮食吃。现在想来，她的手脚麻利，动作快，很可能是当时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因为不快，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孩子。我真的觉得我姥姥姥爷很厉害，在那样的条件下，五个孩子健健康康，学习好的不好的都供上了中专，我姨还读了很好的大学。
我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爷爷奶奶男耕女织，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虽然穷，但爷爷特别勤劳。干过铁匠，做过木工，虽然早已不做了，但村里只要说起铁匠，老一辈人都知道住在哪里。《变脸》里变脸王常讲，有本事走遍天下，没本事寸步难行。我就会想起我爷爷。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爷爷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学技术，肯吃苦，只有这样，才养活得了一大家子七口人。父亲、叔叔伯伯也都读上了中专，姑姑们读到了小学，据说是因为学习不好不愿意上学了，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太多书吧。好在有哥哥们的照顾，也找到了相对安稳的工作，不过总归是和读书到一定阶段的人命运不同了。我的两个姨都读到了大学，一个在大专教书，一个当上了市里银行的副行长。我觉得，在穷人的家庭里，读书真的是可以改变阶层的一条出路。
回到电影本身，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好电影，是因为它正是印证了那句话：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黑黢黢的巷道里到处是低价卖孩子的父母和人贩子，警察屈打成招，办成冤案，这是现实的生活；被拐卖的天赐得到狗娃相救，一来二去回到大宅院，狗娃舍命求情感动了师长，师长管了地头蛇，皆大欢喜，这是艺术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电影的大团圆结局为了团圆而团圆，这种电影往往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大团圆的结局反而拉低了整部电影的艺术表达。而这部电影里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处理正像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一样，过程跌宕起伏，结局皆大欢喜，但其背后影射的社会生活却是真实且触目惊心的。观者并不会因为结局的圆满而忽视掉过程的悲凉，反而会慨叹这种圆满的结局，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多么小概率的事件。这不禁让我想起《窦娥冤》。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生时雪不了的冤，只能等到死后化作冤魂来阳世昭雪，这是何其之悲凉！电影里变脸王距死刑只剩五天的时候，狗娃舍命求师长，最终救下了变脸王，虽没有冤魂返世的情节，但细细想来，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近代版的“窦娥冤”吗？现实里有几个梁老板？又有几个愿意为了一个戏子和街头小姑娘，冒着毁掉警察“功劳”风险的师长去强压地头蛇？梁老板对狗娃无奈地说：“我们戏子终究是戏子，左右不了什么。”是真实的无奈，而师长能插手警署也是军阀割据时期政治的常态。所以，影片最后回归到了传承变脸绝活这一点上，呼应开头变脸王不希望断了香火，而圆满结局的处理也不突兀，是建立在整部电影逻辑之上的艺术处理，这样的艺术处理是高级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从艺术主题的表达上来看，电影希望体现“人道”二字，也在结局中得以升华，变脸王对狗娃爱护有加的“人道”最终换来狗娃舍命相救的“人道”，正如变脸王被救后对梁老板说的那句话一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狗娃的舍身取义不正是对变脸王“一饭之恩”的涌泉相报吗？生活远比艺术艰难，人道更要永存心间。这是电影的主题，也是每个被感染的观者心里的一抹暖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看完之后会觉得电影伤怀而不伤感，真实而不悲凉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