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4-15
明月.夜 • 大河之殇：河南大饥荒70周年祭:【1942专题】1942：大饥荒中没有缺席的新闻人
【1942专题】1942：大饥荒中没有缺席的新闻人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伟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的实地采访文章，原题《饥饿的河南》。总编辑考虑到当时的新闻环境，改标题为《豫灾实录》，即使这样，《大公报》同样被停刊3天。复刊后的《大公报》并没有停止对饥荒的报道，也正是《大公报》、《前锋报》等媒体的追踪报道，为1942年河南饥荒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张高峰没保住“饥饿的河南”
2011年岁末，北京微冷的冬天，在东城区安德路《工人日报》社的办公室里，报社副总编辑张刃与我们聊起了往事。最终我们的话题，落到了张刃的父亲张高峰，和七十年前河南大灾期间，那次著名的《大公报》停刊事件。
1942年的重庆，这座中国腹地的山城，已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指挥核心。1938年，著名民营报纸《大公报》便已从天津、汉口辗转迁至重庆，时任总编辑是王芸生。1942年12月，重庆《大公报》派遣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通讯记者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张高峰，原名张之俊，天津芦台（今天津市宁河县）人。1938年参加了对台儿庄战役的报道，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1940年进入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同时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接到报社任务，张高峰立即从重庆出发，前往河南前线。“日军当时没有打到四川去，但是水路被封锁了。”张刃说，父亲只能走川陕公路。由陕西入河南时，张高峰看到“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张高峰决定把此次采访行程的重点，从报道战事，转为报道河南灾情。
在洛阳火车站，灾民们扒火车逃往西安方向，只为了一口活命粮。
一位年轻人对张高峰哭诉：“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出于同情，张高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谁知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
“难民登记站”四周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撰写的长达6000字的灾区报道，题为《豫灾实录》。文章大胆披露了河南灾情的惨烈，大声疾呼政府救灾，并揭露了地方政府在灾区逼粮征实的残酷行径。
张刃回忆，父亲曾对他讲起，这篇文章本想叫做《饥饿的河南》。“他就是想告诉全国人民，河南人民没饭吃了，要饿死了。”
但是，这个题目太扎眼。总编辑王芸生考虑到，在当时的新闻环境下，为灾民发出声音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最终给这篇文章定了个“比较客观、中和”的题目：《豫灾实录》。
这篇灾区报道发表的次日，王芸生根据这篇报道撰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文中提及政府在灾区逼粮征税，灾民命悬一线，王芸生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此文刊出后，蒋介石为之震怒，亲自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李蕤只用过一次“流萤”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者宋致新家中，我们谈起了宋致新的父亲李蕤，七十年前那一次艰辛的河南灾区采访之行。
李蕤原名赵悔深，生于河南荥阳贫苦农民家庭，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抗战爆发后，李蕤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1941年秋，河南省印书局成立，李蕤到印书局编一个名叫《新儿童》的刊物，聊以糊口度日。
1942年12月，李蕤去西安出差，亲眼目睹了大批灾民从河南往西逃荒的凄惨景象。在西安停留期间，他写了一篇灾区通讯，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国民党政府那时候封锁消息，稿子不知往哪里发。“后来他看到南阳有一家《前锋报》，大灾期间经常发一些关于救灾的社评，他就想把这个稿子寄过去试一试。”宋致新说。
2012年1月9日，我们走进河南省南阳档案馆。在原档案馆馆长张怀珍引领下，在档案馆三层的重要档案展厅，我们找到了70年前出版的《前锋报》原版报纸。
《前锋报》是南阳一家民营小报，创刊于1942年元旦。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这份被当地人称为“小公报”的报纸，在河南大灾期间，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
1943年2月19、20两日，《前锋报》连载了《无尽长的死亡线》，随后社长李静之还亲自给李蕤写信，邀请他作为特派记者，从洛阳沿陇海线逆行向东，到灾情最严重的巩县、偃师、荥阳、汜水、郑州一带进行实地采访，继续写一些披露灾情的报道。
妻子宋映雪得知此事，心里却很是矛盾。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1940年，李蕤因参加胡愈之、范长江组织的“国际新闻社”并担任“国新社”洛阳站站长，被国民党劳动营逮捕入狱，后经另一位“国新社”成员曹仲植搭救，才得以出狱。
在宋致新家中，我们见到了她的母亲、99岁高龄的宋映雪老人。时至今日，每当提起70年前河南大灾期间的人和事，老人仍为之动容：“那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
大灾之年，社会秩序混乱，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李蕤家中上有老母，大儿子赵致真又刚刚降生不久。但面对大饥荒的惨状就能坐视不理吗？李蕤感到，一个拿笔的人，如果在这种时候还畏首畏尾，不敢替人民说几句话，真是比死还要痛苦。
“我说你们拿笔的人，整天东奔西走，碰得头破血流的，能起点啥作用呢？也不过就跟萤火虫一样，发出一点一点的亮光。李蕤说，你说得很对，我们明知道也没有作用，但也还是要飞来飞去。”宋映雪老人回忆说。
宋映雪早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是一个与丈夫志同道合的知识妇女。经过再三思考，她决定支持丈夫的灾区之行。
此后李蕤所写十余篇灾区通讯，皆用笔名“流萤”。除了这一次，这笔名再没有用过。
每个在灾区度过的夜晚，对李蕤来讲都如同煎熬：“过去灾荒年，说人都易子而食，现在竟然有自己吃自己亲生儿女的。有的人手上还稍微有几个钱，恐怕死了叫人家给吃了，请人把自己活埋了。也有的全家人，把家里可吃的东西搜罗出来，大家吃一顿饭，集体自杀的。”
从巩县到汜水途中翻过的大山“虎牢关”坡下，李蕤邂逅了一个孩子，戴狗头帽，独自走着。“旁边还有逃荒的都劝我爸爸说，你看多好的小孩，还是个男孩，你把他给收了吧。我爸爸就心想，他去采访，怎么能带着一个小孩呢。所以我爸爸说只能是看着无可奈何，但是心里头真是难受。”宋致新回忆道。
这个“一岁多的孤旅”最后是死是活，李蕤不得而知。在随后发回报社的一篇通讯中，李蕤写道：“从前看到一个人的惨死，会半天不能自释，现在却看到成千成百的垂死的面影，这些死者似乎就在我的脸前躺着，使我不敢再一个个念他们的名字。”
1943年5月，《前锋报》社把李蕤以“流萤”为笔名发表的十多篇灾区通讯结集为《豫灾剪影》，社长李静之亲自为该书作序，说要借这几篇文章，“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真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
2012年春节过后，身在北京的赵致真（李蕤长子），通过远在美国的朋友，购买到1943年3月22日登载白修德《等待收成》一文的英文原版《时代》周刊杂志。
深受父亲的影响，赵致真毕生从事媒体工作，并始终关注河南大灾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是白修德河南灾区通讯国内最早的译者，多年前就通过参阅电子文件，把白修德发表于1942年10月26日《时代》周刊的《十万火急大逃亡》和后来的《等待收成》译介到了中国。
谈及自己的父亲和70年前奔走穿行在河南灾区那条“无尽长的死亡线上”的一代中外报人，赵致真说：“作为新闻记者，记录历史是他的天职。往往有些小人物，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他也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凤凰卫视纪录片《大河之殇——河南大饥荒70周年祭》制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