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29
非虚构 • 死因可疑:导演说
《精彩的尸体》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政治电影”的又一重要作品。据英国《泰晤士报》介绍，该片成为当年意大利全国论争的题目，“报刊上对它争论之多，一如堕胎及其它热门话题”。影片是根据西西里作家里奥纳多·西亚西亚的小说《对抗》改编的。据有关材料，西亚西亚此时已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依照贝林格的指示，在可能时将左派知识分子直接吸引到意共里来。罗西在改编时对西亚西亚的小说作了两处重要改动：一是把西亚西亚所写的不知名国家改为意大利；二是将原小说中罗加斯本人枪杀意共官员的结尾改为似乎更为合理的双双被谋杀。这一改动使罗西能赋予结尾以政治的广度，他就此评论说，“……正式的版本是罗加斯杀死意共书记然后自杀，作为统治当局操纵真理的又一证明。”然而，由于罗西他对这一时期意大利各种事件的政治解释而受到了意共的批评。在一次受访中，他指出影片被认为是反共的；但他宣称，“我展示了这一特定政治时刻的紧张状态……权力中心正愈来愈从公民那里离开去。”他还坚持认为，与那些诋毁者所假想的反共偏见相反，他仍然将意共视为“唯一非腐化的执政党”。
《对抗》以及据此改编的影片《精彩的尸体》问世后，意大利右翼势力对其大肆挞伐自不待言，其所以在左翼阵营中也引起众多争论，是因为西亚西亚在小说结尾处暗示，共产党人可能乐于接受他们的领导人被谋杀的虚构写法，只要这有助于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历史性妥协”，而这个“历史性妥协”，在1971年较之于现在是要渺茫得多的。这就涉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意共所采取的“历史性妥协”方针。
所谓“历史性妥协”，是意共在智利政变后于1973年提出来的，它认为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不应搞武装起义。即原来的“结构改革”、“议会道路”方针政策基本不变，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与执政的天民党搞联合，而对社会党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搞统一战线。与天民党搞联合，是为避免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这是它的国内政策。它的对外政策是既不得罪苏联，也不得罪美国，以避免国际上的干涉。这些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基本内容。
西亚西亚借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之口，在结尾处说：“我们不能冒激起革命的危险，在目前这个时刻绝对不行。”这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见解以及意共当时领导人的见解。美、法等国报刊曾就此发表评论说：“贝林格显然还是同意了马歇（法共领导人）关于革命已成为过时的观点。”“不搞革命只搞联合，如此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取得政权，等到将来再说。”
罗西对影片结尾的处理其所以引起意共的不满和《团结报》的指责，就因为表现了共产党人和天民党探长“通气”，要搞“历史性妥协”，然而意大利统治阶层却不同意这样做，反而派人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的处理和意共争取达到“历史性妥协”的方针是相抵触的，罗西受到指责不无道理。美国报刊曾评论说，罗西“代表左翼的自由派发言”，通过影片“表示了对 ‘历史性妥协’这一想法的怀疑”。
罗西在《精彩的尸体》中意欲深入分析右翼和左翼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他对警方审讯和监视方法的描绘，使本片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文献和一部严谨的“黑色电影”。就意大利电影而论，自《随波逐流的人》以来，恐怕还没有一部政治惊险片像它这样结构简洁。
本片在展示罗西创作风格的发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视野的新开拓。他早期影片尤其是《控制城市的手》和《另一次战争》中所流露的谴责的热情，已被一种更为深思熟虑而且更富于想象力的集中表现方法所取代。
在西亚西亚的小说中，在罗加斯之死那苍白无力的结尾部分，两个共产党人讨论着这令人震惊的转折性事件。其中有一个得出结论说，“人民将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罗西却用另一句话来代替：“真相并不总是革命的。”从这着重点的转移中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含蓄的节制。
探长罗加斯是罗西在本片中着意刻画的人物。他是如西方评论所称的罗西的“调查英雄万神殿”（指罗西多以政治调查方法拍片，以进行调查者作为影片主人公）中的一个发展，这并不因为他是个警察，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像马太伊、鲁恰诺和诺托拉那样对权力感兴趣的人。恰恰相反，他代表着罗西本人的意图，作为非委任的调查者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并服务于使那模棱两可的对影片政治性结构的解释显得连贯。罗西曾在一次受访中指出，罗加斯在影片叙事中是个一开始就从那腐败的或严重妥协的决策者和出卖权力者阶层中解脱出来的人物。但他又加了一句：“当一个盲目相信法制的有权力的人开始懂得他必须有所怀疑时，他的立足点就开始从他脚下滑走。”罗加斯立足点的滑走是罗西影片中蕴含着比其它警探片更多东西的元素。影片的剧本仔细地抓住了这个人初始时那种坚定的目标。罗加斯对卖地给被害法官的老人的调查，以及他对药剂师克雷斯犯有谋杀罪的深信不疑，都说明他是现行法制的忠实维护者和贯彻者，以致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记者。但当他把实情禀告警方首脑时，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取消办案的委任并调动工作。而到后来，他明明看到军警双方首脑与外国使馆有勾结，人们却逼迫他撤回他的作证；尤其是里切斯法官那一席话更使他不胜惊愕。在现实的教训下，他由忠心耿耿的护法者转而成为违法的电话窃听者，最后企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个中究竟，对他这样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来说可称为合乎逻辑的发展。罗西对影片结尾的处理较之原小说结尾的描写显然更有积极意义，更能说明意大利统治阶层对危及他们权势的一切正直人们的残害。
在意大利和法国电影中，描写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商互相勾结残害老百姓的故事情节多有所见，为我国观众所熟悉的《女侦探》和《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但像《精彩的尸体》这样直接涉及当时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且就意共采取的所谓“历史性妥协”方针表示影片作者的见解，则属于凤毛麟角。尽管左右翼阵营都对此片横加指责，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并借此大做文章，正直的观众仍能从影片中领会编导者的深刻意蕴，尤其是罗西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政治勇气。
本片在隐喻性的造型处理和音响处理方面颇有特色。如影片开头并未指明剧情发生地点，但巴洛克式建筑群却使人们明白无误地认出这是意大利南方城市；瓦尔加走过阴森的地下墓穴时在他心中引起的幻觉，没有多久就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向他射来的枪弹中成为现实；克雷斯的寓所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装怪脸的照片，说明他由于插手谋杀事件太多已被其主子杀人灭口；军警首脑出入外国使馆，暗示他们彼此有所勾结。不必多费唇舌，画面的情景已使观众一目了然。瓦尔加走过地下墓穴时突然响起的安魂曲，克雷斯空荡荡的寓所里到处传来的探戈舞曲声，对于渲染人物的心态和预示人物的命运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与画面表现交相映照。
众所周知，在意大利这个国家，政治与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不仅党派林立，斗争激烈，而且黑手党甚为猖獗，谋杀事件层出不穷。仅在1980年，就有众多法官接踵遇害。而到了1992年，又有几位专事调查黑手党罪行的著名检察官遭到毒手，连其家属也不能幸免，使全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在《精彩的尸体》中，罗西并未明指黑手党参与其事，对于药剂师克雷斯与统治阶层究竟有何瓜葛也未点明，而把克雷斯谋杀司法人员处理成似乎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这不免使影片的社会批判意义有所减弱。然而他围绕着“历史性妥协”而在银幕上展现的图景，却为人们提供了意大利现代政治史上一段重要插曲的真实记载。在他许多影片结尾处经常展现的扭曲了的尸体，更使观众难以忘记意大利严酷的社会现实。
《对抗》以及据此改编的影片《精彩的尸体》问世后，意大利右翼势力对其大肆挞伐自不待言，其所以在左翼阵营中也引起众多争论，是因为西亚西亚在小说结尾处暗示，共产党人可能乐于接受他们的领导人被谋杀的虚构写法，只要这有助于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历史性妥协”，而这个“历史性妥协”，在1971年较之于现在是要渺茫得多的。这就涉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意共所采取的“历史性妥协”方针。
所谓“历史性妥协”，是意共在智利政变后于1973年提出来的，它认为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不应搞武装起义。即原来的“结构改革”、“议会道路”方针政策基本不变，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与执政的天民党搞联合，而对社会党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搞统一战线。与天民党搞联合，是为避免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这是它的国内政策。它的对外政策是既不得罪苏联，也不得罪美国，以避免国际上的干涉。这些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基本内容。
西亚西亚借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之口，在结尾处说：“我们不能冒激起革命的危险，在目前这个时刻绝对不行。”这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见解以及意共当时领导人的见解。美、法等国报刊曾就此发表评论说：“贝林格显然还是同意了马歇（法共领导人）关于革命已成为过时的观点。”“不搞革命只搞联合，如此下去，至于什么时候取得政权，等到将来再说。”
罗西对影片结尾的处理其所以引起意共的不满和《团结报》的指责，就因为表现了共产党人和天民党探长“通气”，要搞“历史性妥协”，然而意大利统治阶层却不同意这样做，反而派人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的处理和意共争取达到“历史性妥协”的方针是相抵触的，罗西受到指责不无道理。美国报刊曾评论说，罗西“代表左翼的自由派发言”，通过影片“表示了对 ‘历史性妥协’这一想法的怀疑”。
罗西在《精彩的尸体》中意欲深入分析右翼和左翼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他对警方审讯和监视方法的描绘，使本片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文献和一部严谨的“黑色电影”。就意大利电影而论，自《随波逐流的人》以来，恐怕还没有一部政治惊险片像它这样结构简洁。
本片在展示罗西创作风格的发展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视野的新开拓。他早期影片尤其是《控制城市的手》和《另一次战争》中所流露的谴责的热情，已被一种更为深思熟虑而且更富于想象力的集中表现方法所取代。
在西亚西亚的小说中，在罗加斯之死那苍白无力的结尾部分，两个共产党人讨论着这令人震惊的转折性事件。其中有一个得出结论说，“人民将永远不会知道真相。”罗西却用另一句话来代替：“真相并不总是革命的。”从这着重点的转移中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含蓄的节制。
探长罗加斯是罗西在本片中着意刻画的人物。他是如西方评论所称的罗西的“调查英雄万神殿”（指罗西多以政治调查方法拍片，以进行调查者作为影片主人公）中的一个发展，这并不因为他是个警察，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像马太伊、鲁恰诺和诺托拉那样对权力感兴趣的人。恰恰相反，他代表着罗西本人的意图，作为非委任的调查者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并服务于使那模棱两可的对影片政治性结构的解释显得连贯。罗西曾在一次受访中指出，罗加斯在影片叙事中是个一开始就从那腐败的或严重妥协的决策者和出卖权力者阶层中解脱出来的人物。但他又加了一句：“当一个盲目相信法制的有权力的人开始懂得他必须有所怀疑时，他的立足点就开始从他脚下滑走。”罗加斯立足点的滑走是罗西影片中蕴含着比其它警探片更多东西的元素。影片的剧本仔细地抓住了这个人初始时那种坚定的目标。罗加斯对卖地给被害法官的老人的调查，以及他对药剂师克雷斯犯有谋杀罪的深信不疑，都说明他是现行法制的忠实维护者和贯彻者，以致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记者。但当他把实情禀告警方首脑时，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取消办案的委任并调动工作。而到后来，他明明看到军警双方首脑与外国使馆有勾结，人们却逼迫他撤回他的作证；尤其是里切斯法官那一席话更使他不胜惊愕。在现实的教训下，他由忠心耿耿的护法者转而成为违法的电话窃听者，最后企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以进一步了解个中究竟，对他这样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来说可称为合乎逻辑的发展。罗西对影片结尾的处理较之原小说结尾的描写显然更有积极意义，更能说明意大利统治阶层对危及他们权势的一切正直人们的残害。
在意大利和法国电影中，描写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商互相勾结残害老百姓的故事情节多有所见，为我国观众所熟悉的《女侦探》和《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但像《精彩的尸体》这样直接涉及当时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且就意共采取的所谓“历史性妥协”方针表示影片作者的见解，则属于凤毛麟角。尽管左右翼阵营都对此片横加指责，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并借此大做文章，正直的观众仍能从影片中领会编导者的深刻意蕴，尤其是罗西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政治勇气。
本片在隐喻性的造型处理和音响处理方面颇有特色。如影片开头并未指明剧情发生地点，但巴洛克式建筑群却使人们明白无误地认出这是意大利南方城市；瓦尔加走过阴森的地下墓穴时在他心中引起的幻觉，没有多久就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向他射来的枪弹中成为现实；克雷斯的寓所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装怪脸的照片，说明他由于插手谋杀事件太多已被其主子杀人灭口；军警首脑出入外国使馆，暗示他们彼此有所勾结。不必多费唇舌，画面的情景已使观众一目了然。瓦尔加走过地下墓穴时突然响起的安魂曲，克雷斯空荡荡的寓所里到处传来的探戈舞曲声，对于渲染人物的心态和预示人物的命运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与画面表现交相映照。
众所周知，在意大利这个国家，政治与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不仅党派林立，斗争激烈，而且黑手党甚为猖獗，谋杀事件层出不穷。仅在1980年，就有众多法官接踵遇害。而到了1992年，又有几位专事调查黑手党罪行的著名检察官遭到毒手，连其家属也不能幸免，使全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在《精彩的尸体》中，罗西并未明指黑手党参与其事，对于药剂师克雷斯与统治阶层究竟有何瓜葛也未点明，而把克雷斯谋杀司法人员处理成似乎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这不免使影片的社会批判意义有所减弱。然而他围绕着“历史性妥协”而在银幕上展现的图景，却为人们提供了意大利现代政治史上一段重要插曲的真实记载。在他许多影片结尾处经常展现的扭曲了的尸体，更使观众难以忘记意大利严酷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