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9-24
小田切让步 • 麦兜故事:聊聊谢立文
谢立文不爱拍照，外宣都由妻子麦家碧负责接洽。他低调地隐于市井之中，走在香港街头的人流，擦肩而过的人谁能想到，这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就是「麦兜之父」？万人如海一身藏，谢立文自称是一个很中性的人，不悲天悯人，也不特别喜欢小孩子。许多人对此很惊讶：没有一颗童心，怎么写得出那样好笑又让人掉眼泪的故事？
这是偏见。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人，是写不出好童话的；好的童话作家，都是风景都看透，人世间各种滋味在嘴里、肚里、肠里都过了一遍，繁花落尽返璞归真，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立得住、站得稳，小孩子看了笑，大人们看了哭。安徒生如是，卡尔维诺如是，安吉拉·卡特如是，谢立文如是。
他们都得经过一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历程，方有了觉悟，明心见性，最后灵感泉涌，下笔如神，故事就这样成了。
自2001年的第一部《麦兜故事》起，十二年间，麦兜系列不慌不忙拍出了五部电影。票房有高有低，口碑有好有差，好在粉丝一如故往，看着这个粉红小猪哭哭笑笑、笑笑哭哭，始终不渝地支持谢立文、麦家碧夫妇走下去。麦兜是他俩的孩子。麦家碧是母亲，一笔一画画出了麦兜的形体；谢立文是父亲，一口气吹过去，给了麦兜灵魂。
童话难得，出彩更难，麦兜是当代难得的好童话。好的童话应当是悲剧。少不经事的孩子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所有的故事结局都是大团圆；历经世事变迁的成人明白人生的残酷，知道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心肠坚硬，对大团圆无动于衷；只有读到海的女儿化为泡沫、卖火柴的小女孩瘐毙街头时，才被戳到痛楚，柔软到掩面痛哭。悲剧最动人。安徒生之伟大，不在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在于他完美地在童话中表现了悲剧，将悲剧融入了童话。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当引起观众剧中人的怜悯和恐惧，继而产生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对此，谢立文想必深有体会。「故事要好笑，就写好笑啰，故事要悲伤，就写悲伤啰。」他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试图将悲伤轻描淡写的涂抹过去。
如同历史轻描淡写地碾碎每一个平凡人的一生。
无数人将麦兜捧为新世代香港文化的象征，但谢立文无意为香港文化背书，他只关心一个平凡个体：一只单亲家庭出生的香港猪；爸爸是背负着无法放弃的过去、爱抖腿的菠萝油王子，妈妈是会做纸包鸡的麦太；他在一所叫春天花花幼稚园的读书，校长兼职的茶餐厅，鱼丸没有粗面也没有；重要的是，长大后，这只叫麦兜的猪没有成为周润发，也没有成为梁朝伟，依然胖，有力气，大脚瓜，负资产。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形象，成了香港草根的象征。
以香港的先天条件，不应享有现在的繁荣。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奠定了这个小渔村日后腾飞的基础；那么二战及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国共对峙，则是香港走向繁荣的真正原因。倘若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铁幕落下，大陆闭关锁国，台湾孤悬一岛，纵然有英国的支持、自由岛的身份，区区一个撮尔小岛的香港如何能够抓住二战后经济腾飞的机遇，一跃而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正是背倚整个中国大陆的落后和愚昧，经济文化一片黑，才有了香港后来畸形的繁荣；并值此中外文化的风云际会，才有香港电影、娱乐工业的异军突起，甚至在八九十年代成为整个世界的华人文化传播中心。从北美唐人街到马兰西亚、从台湾到大陆小县城，香港文化横扫全球，风头一时无两。
泡沫总是会破灭的。先是97金融危机将楼市打为原型，而后大陆加入全球化竞争，把香港从低端产业链挤走；接着整个珠三角都在腾飞，上海逐渐蚕食香港东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台湾与大陆关系逐渐改善，也不再借助香港这个跳板。等到进入21世纪后十年，香港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风光不再，高不成低不就，异常尴尬地发现自己其实在裸泳。
背靠着的大树不甩你，自个儿大步向前走了。位于南中国海的香港，本来和伦敦、纽约并称的城市，突然要和深圳抢饭碗。这样的落差任谁也接受不了的。与之同起同落的，还有曾经轰轰烈烈的香港电影，现在也得端着饭碗找CEFA讨饭吃。
上一代香港人，是向上的一代、昂扬的一代，经济向好，楼市大涨，荷包里的钱总是花不完、赚不完。麦太继承了老一代香港人积极向上的激情，永远积极永远乐观，嗬哧嗬哧把麦兜拉扯大，盼着他成为周润发、梁朝伟；到了麦兜这一代，整个儿都在往下掉，个体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时代的浪潮把你拍在沙滩上。
有人管这叫命运。
悲剧的冲突，实质上是人和命运的冲突。人怎么拗，也拗不过命运，谢立文讲的其实就是这种悲剧。出身中产阶级，在香港最好的私立高中接受过教育、而后又留学的谢立文，算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但比起李嘉诚他们创造的财富传奇，比起金庸、黄霑他们的名士风流，他的故事远远算不上激动人心。就像他笔下的故事，没有射雕英雄的指点江山，也没有《沧海一声笑》的豪情万丈，很冷静，不点破，不煽情，只是陈述。最新一部的《麦兜当当伴我心》中，他让为校长配音的黄秋生说话慢点，再慢点，慢到观众的心里去，让他们红着眼圈离开电影院。
比起金庸一代的文人，谢立文的创作应该是时代进化的必然。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金庸为首的香港四大才子好如托尔斯泰，擅长的是慷慨激昂、鸿篇巨制，而谢立文则算是卡夫卡，想象奇诡、文笔明净。前者在报纸电视上风头无两，而后者情愿隐于市井，保持一种籍籍无名的状态。
校长说：「麦兜不是蠢，只是太善良。」这一善良的失败者形象，已深深地烙进香港当代文化里；正如泰戈尔所说：「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深信，不爱拍照的谢立文正在准确地描绘出飞鸟飞过的痕迹。
这是偏见。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人，是写不出好童话的；好的童话作家，都是风景都看透，人世间各种滋味在嘴里、肚里、肠里都过了一遍，繁花落尽返璞归真，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立得住、站得稳，小孩子看了笑，大人们看了哭。安徒生如是，卡尔维诺如是，安吉拉·卡特如是，谢立文如是。
他们都得经过一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历程，方有了觉悟，明心见性，最后灵感泉涌，下笔如神，故事就这样成了。
自2001年的第一部《麦兜故事》起，十二年间，麦兜系列不慌不忙拍出了五部电影。票房有高有低，口碑有好有差，好在粉丝一如故往，看着这个粉红小猪哭哭笑笑、笑笑哭哭，始终不渝地支持谢立文、麦家碧夫妇走下去。麦兜是他俩的孩子。麦家碧是母亲，一笔一画画出了麦兜的形体；谢立文是父亲，一口气吹过去，给了麦兜灵魂。
童话难得，出彩更难，麦兜是当代难得的好童话。好的童话应当是悲剧。少不经事的孩子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所有的故事结局都是大团圆；历经世事变迁的成人明白人生的残酷，知道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心肠坚硬，对大团圆无动于衷；只有读到海的女儿化为泡沫、卖火柴的小女孩瘐毙街头时，才被戳到痛楚，柔软到掩面痛哭。悲剧最动人。安徒生之伟大，不在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在于他完美地在童话中表现了悲剧，将悲剧融入了童话。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当引起观众剧中人的怜悯和恐惧，继而产生对命运无常的感慨。对此，谢立文想必深有体会。「故事要好笑，就写好笑啰，故事要悲伤，就写悲伤啰。」他避重就轻地回答问题，试图将悲伤轻描淡写的涂抹过去。
如同历史轻描淡写地碾碎每一个平凡人的一生。
无数人将麦兜捧为新世代香港文化的象征，但谢立文无意为香港文化背书，他只关心一个平凡个体：一只单亲家庭出生的香港猪；爸爸是背负着无法放弃的过去、爱抖腿的菠萝油王子，妈妈是会做纸包鸡的麦太；他在一所叫春天花花幼稚园的读书，校长兼职的茶餐厅，鱼丸没有粗面也没有；重要的是，长大后，这只叫麦兜的猪没有成为周润发，也没有成为梁朝伟，依然胖，有力气，大脚瓜，负资产。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形象，成了香港草根的象征。
以香港的先天条件，不应享有现在的繁荣。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奠定了这个小渔村日后腾飞的基础；那么二战及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国共对峙，则是香港走向繁荣的真正原因。倘若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铁幕落下，大陆闭关锁国，台湾孤悬一岛，纵然有英国的支持、自由岛的身份，区区一个撮尔小岛的香港如何能够抓住二战后经济腾飞的机遇，一跃而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正是背倚整个中国大陆的落后和愚昧，经济文化一片黑，才有了香港后来畸形的繁荣；并值此中外文化的风云际会，才有香港电影、娱乐工业的异军突起，甚至在八九十年代成为整个世界的华人文化传播中心。从北美唐人街到马兰西亚、从台湾到大陆小县城，香港文化横扫全球，风头一时无两。
泡沫总是会破灭的。先是97金融危机将楼市打为原型，而后大陆加入全球化竞争，把香港从低端产业链挤走；接着整个珠三角都在腾飞，上海逐渐蚕食香港东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台湾与大陆关系逐渐改善，也不再借助香港这个跳板。等到进入21世纪后十年，香港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风光不再，高不成低不就，异常尴尬地发现自己其实在裸泳。
背靠着的大树不甩你，自个儿大步向前走了。位于南中国海的香港，本来和伦敦、纽约并称的城市，突然要和深圳抢饭碗。这样的落差任谁也接受不了的。与之同起同落的，还有曾经轰轰烈烈的香港电影，现在也得端着饭碗找CEFA讨饭吃。
上一代香港人，是向上的一代、昂扬的一代，经济向好，楼市大涨，荷包里的钱总是花不完、赚不完。麦太继承了老一代香港人积极向上的激情，永远积极永远乐观，嗬哧嗬哧把麦兜拉扯大，盼着他成为周润发、梁朝伟；到了麦兜这一代，整个儿都在往下掉，个体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时代的浪潮把你拍在沙滩上。
有人管这叫命运。
悲剧的冲突，实质上是人和命运的冲突。人怎么拗，也拗不过命运，谢立文讲的其实就是这种悲剧。出身中产阶级，在香港最好的私立高中接受过教育、而后又留学的谢立文，算是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但比起李嘉诚他们创造的财富传奇，比起金庸、黄霑他们的名士风流，他的故事远远算不上激动人心。就像他笔下的故事，没有射雕英雄的指点江山，也没有《沧海一声笑》的豪情万丈，很冷静，不点破，不煽情，只是陈述。最新一部的《麦兜当当伴我心》中，他让为校长配音的黄秋生说话慢点，再慢点，慢到观众的心里去，让他们红着眼圈离开电影院。
比起金庸一代的文人，谢立文的创作应该是时代进化的必然。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金庸为首的香港四大才子好如托尔斯泰，擅长的是慷慨激昂、鸿篇巨制，而谢立文则算是卡夫卡，想象奇诡、文笔明净。前者在报纸电视上风头无两，而后者情愿隐于市井，保持一种籍籍无名的状态。
校长说：「麦兜不是蠢，只是太善良。」这一善良的失败者形象，已深深地烙进香港当代文化里；正如泰戈尔所说：「空中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深信，不爱拍照的谢立文正在准确地描绘出飞鸟飞过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