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08
晴猫 • 母亲:“不想死了才见面”
《母亲》是一部没有战争场面的战争电影。它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了日本战争时期的艰辛，思想受到的压迫，病态的社会风气和愚昧民众的盲目，但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最淳朴的善良。电影着重刻画了女主角野上佳代这一角色，她是一位集合了爱和美的母亲，坚强而隐忍，人性的光辉在她的身上闪耀着。
电影是小照的回忆录。故事开始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九岁的、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伙伴们唱着歌“照美，一起玩吧，快来啊”，叫她去看一只被碾死的小猫。片头用几个细节勾勒出了故事的背景：晚饭时，父亲看的报纸上大字写着：政坛要人失言，递交辞呈自请下台。圣战决议即将进行；母亲与父亲交谈时也提到家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
小照的父亲野上滋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1940年二月的一个夜晚，犬吠，风啸，几个警察闯入家中，以“发表反战言论”犯下政治罪的名义带走了野上滋，小照和她的姐姐初子被吓得躲在母亲怀中抽泣。
监狱里的生活可以用不堪来形容，二月严寒，狱中关押的另外几个犯人衣衫褴褛，挤在一起勉强取暖。他们哆嗦着吸气，左脚搭在右脚上磨蹭，马桶就在身边，散发着恶心的臭味。几个人中的“老大”问他犯了什么罪进来，他回答“算是政治犯”，那人说道：“你是共产党，总不能让你挨着马桶坐吧，过来坐”。狱友与野上滋的几句对话，悄悄地描绘了当时日本政治的一角。
丈夫入狱后，小照的母亲野上佳代一人承担生活的重负，在生计和警局间奔走。万幸的是，野上滋昔日的学生山崎听闻老师的状况，赶过来帮助佳代母女。在这部以悲伤和哀婉为基调的电影中，山崎是偏向乐观、快乐，甚至有点搞笑的角色。他第一次拜访师母一家，进门时因为个头太高头撞到门框；从兜里拿出笔记，一把硬币掉在地板上；道别时起身，因为跪坐太久腿脚麻木跌倒在地，破洞的袜子露出脚趾。他的一系列窘态让母女三人暂时忘记了不幸笑了出来。这之后，山崎时常来到家里帮忙，小照和初子都很喜欢他，叫他“山先生”。
佳代带着小照第一次见到丈夫时，已经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几经奔走，她们终于能够见他一面。监狱生活让野上滋形容枯槁，衣服又脏又烂，后背上的冻疮触目惊心。小照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甚至有些害怕。警局里的官员说：“规矩一点，早就当上正牌教授了”，并提醒野上滋“摆正思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这之中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民众们被军国主义洗脑，把侵华战争称为“圣战”，反战是叛国，改革是造反，在这个时代中，思想被被禁锢、局限的程度不亚于文革。
再往后，佳代在警署工作的父亲也来到家中探访，留下了一笔钱。因为有个政治犯女婿，佳代的父亲不堪他人议论辞去了工作，佳代不愿听从他的指令与丈夫离婚，父亲遂于佳代断绝了父女关系。佳代离开后，她的父亲吃着厚喜烧，说道：“前线的战士哪有一餐一饭，哪有那么多余粮给叛国贼”，他把佳代的丈夫称作叛国贼，想着前线的战士正忍饥挨饿，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吃的就是牛肉。
小照的姑姑久子——野上滋的妹妹，从奈良来的仙吉舅父先后来到家中。生活变得稍微热闹了一点。
野上滋换了一所监狱后被允许看书，佳代到丈夫曾经的老师家中借两本自己家里没有的德文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位老师并不同情野上滋的遭遇，反而认为他是咎由自取。他已经成为教授，家里十分华丽，相比之下，本可以成为正牌大学教授的野上滋却因反战思想身陷牢狱，过着非常凄苦的生活。这样的反差让人感慨。
久子姑姑与仙吉舅父离开后，野上滋不幸过世。战争后期，因兵力短缺，近视并且左耳失去听力的山崎也被征召入伍。他不会游泳，死于东海海上，同船的战友幸存下来，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佳代。
故事以很多年以后佳代在病房中死去的场景结束。这个时候，小照真的成为了一个画家，她已经成家，孩子也已很大。她走到母亲床前，问母亲还有什么要说的，病床上苍老、气息微弱的佳代说：“受你们照顾，谢谢，再见。”照美说，不久就能见到老爸，山先生和久子姑姑。佳代回答道：“不想在那个世界见面，想见到活着的他们，不想死了才见面。”
到这时，才是佳代一生中最显露痛苦的时刻。战争带给人们的，是残缺的家庭，亲人分离的痛苦，是贫苦无力的生活，难以忍受的物质与精神短缺。更重要的，是夺走了无数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可能再来，一旦失去，无法补救。佳代说“不想死了才见面“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她知道死后不会再见面，这一生，直到她死去，她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山崎，久子。也就是说，永远见不到。佳代的沉痛小照显然是理解的，所以她听到母亲的这句话后，掩面痛哭，哽咽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影片中，最使我震动的莫过于久子的死。在电影的开头，一家人在饭桌上聊天，提起父亲长大的广岛，初子问：“那里真的四季如春吗？“父亲回答道：”广岛是个好地方，阳光明媚，青松白沙，一开窗，满眼都是蔚蓝的大海。“他们唱起广岛的歌谣：大海啊大海，浩瀚无边。从家乡广岛来的久子姑姑，知性，优雅，漂亮，她曾在东京学习画画，从不用金钱度量艺术。久子回家乡之后的一九四五年，原子弹投到了广岛，这个美丽的地方变成废墟，同样美丽的久子姑姑“在战败的一个月后，因核辐射病一直痛苦不堪，最后终于死了。”画面定格在久子姑姑的照片上。美丽就这样被战争无情的毁坏，它带来的悲痛直击心底，悲剧的力量让人反思战争的意义，那就是：没有意义。它让美丽凋零，给世人带来无法愈合的伤口，没有任何意义。
电影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被时代局限住的人们的思想。山崎哼唱着歌路过警署，被警察叫住。警察问：“好手好脚怎么不去参军？”为了搪塞他，山崎回答：“一边耳朵聋了，又是高度近视。如果受到军帖，一定身先士卒，报效祖国。”警察放走他后，山崎小声补充：“才怪。”佳代去参加街坊促进会，按例先朝拜天皇皇居。一位老妪质疑道：“天皇不是移驾叶山别馆了吗？报纸上都报道了。”众人附和，决定调转方向向叶山跪拜，街区的主席福田先生不能判断：“这要问上一级主席”。仙吉舅父在街上遇到抵制奢侈的运动，几个妇女宣传着“抵制烫发，全力援军，为了大和民族，不要佩戴戒指”。这些带有一丝幽默和讽刺意味的片段，真实的反应了国民的愚昧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些特别的时期，如文革，如纳粹，无一不是盲目听从和狂热崇拜，人们失去了客观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群众感染，身陷刻奇，只能被历史的洪水裹挟着，不知道要飘向何方。
小人物的普通生活里却也充满了温情，在这个战争的年代里，亲情，爱情，邻里之间的关照，人与人之间的体恤都非常珍贵。邻居们帮佳代介绍了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卖煤炭的福田先生为她多留了半包煤炭；被山崎骑车带来的老医生免了佳代的诊金；解放招待会上的人们耐心的等着迟到的佳代，并无责备之意。山崎的战友小宫山，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履行自己的承诺把山崎的遗言带给佳代。影片借由小人物之口道出许多沧桑，福田先生说：“生儿子的人家都忐忑不安的”；老医生劝解佳代：“处处都是怪事，却还要见怪不怪，照常过日子”。山崎、久子甚至粗鲁的仙吉舅父，都曾是佳代的精神支柱。他们支持她，鼓励她，理解她。笨手笨脚、爱哭鬼、不会游泳、不睦虚名的山崎，暗恋佳代却不敢说出口，他默默照顾着佳代母女。扮演者母亲角色的佳代，瘦弱却坚韧，支撑着一家的生活。生活重担之下的她已经不再漂亮不再年轻，可是她身上熠熠的母性光辉，让人知道“我还是个人呢”。回想起母女三人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商量着给狱中的父亲写信，那一刻的温馨，是灰色生活里的一抹亮色。我想这也正是山田洋次导演想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人性永存且美。
导演山田洋次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诠释了日本战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母亲》像《斯大林格勒》一样，没有站在悔过的角度，也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它真实的还原了那一段历史，在一个个看似很平凡的细节里，透露出以史为鉴的反思。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几度要流泪，或是感动，或是愤慨，或是愤怒，悲剧之所以比喜剧更有教育意义，正是在于它更能引起人情感上剧烈的波动和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山田洋次曾在中国东北居住十余年，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才回国；电影根据野上照代的小说改编，这部小说是她的自传；吉永小百合是坚定不移的反战人士。这样的组合成为了《母亲》这部电影。
电影是小照的回忆录。故事开始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九岁的、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伙伴们唱着歌“照美，一起玩吧，快来啊”，叫她去看一只被碾死的小猫。片头用几个细节勾勒出了故事的背景：晚饭时，父亲看的报纸上大字写着：政坛要人失言，递交辞呈自请下台。圣战决议即将进行；母亲与父亲交谈时也提到家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房租。
小照的父亲野上滋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1940年二月的一个夜晚，犬吠，风啸，几个警察闯入家中，以“发表反战言论”犯下政治罪的名义带走了野上滋，小照和她的姐姐初子被吓得躲在母亲怀中抽泣。
监狱里的生活可以用不堪来形容，二月严寒，狱中关押的另外几个犯人衣衫褴褛，挤在一起勉强取暖。他们哆嗦着吸气，左脚搭在右脚上磨蹭，马桶就在身边，散发着恶心的臭味。几个人中的“老大”问他犯了什么罪进来，他回答“算是政治犯”，那人说道：“你是共产党，总不能让你挨着马桶坐吧，过来坐”。狱友与野上滋的几句对话，悄悄地描绘了当时日本政治的一角。
丈夫入狱后，小照的母亲野上佳代一人承担生活的重负，在生计和警局间奔走。万幸的是，野上滋昔日的学生山崎听闻老师的状况，赶过来帮助佳代母女。在这部以悲伤和哀婉为基调的电影中，山崎是偏向乐观、快乐，甚至有点搞笑的角色。他第一次拜访师母一家，进门时因为个头太高头撞到门框；从兜里拿出笔记，一把硬币掉在地板上；道别时起身，因为跪坐太久腿脚麻木跌倒在地，破洞的袜子露出脚趾。他的一系列窘态让母女三人暂时忘记了不幸笑了出来。这之后，山崎时常来到家里帮忙，小照和初子都很喜欢他，叫他“山先生”。
佳代带着小照第一次见到丈夫时，已经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几经奔走，她们终于能够见他一面。监狱生活让野上滋形容枯槁，衣服又脏又烂，后背上的冻疮触目惊心。小照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甚至有些害怕。警局里的官员说：“规矩一点，早就当上正牌教授了”，并提醒野上滋“摆正思想，做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这之中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民众们被军国主义洗脑，把侵华战争称为“圣战”，反战是叛国，改革是造反，在这个时代中，思想被被禁锢、局限的程度不亚于文革。
再往后，佳代在警署工作的父亲也来到家中探访，留下了一笔钱。因为有个政治犯女婿，佳代的父亲不堪他人议论辞去了工作，佳代不愿听从他的指令与丈夫离婚，父亲遂于佳代断绝了父女关系。佳代离开后，她的父亲吃着厚喜烧，说道：“前线的战士哪有一餐一饭，哪有那么多余粮给叛国贼”，他把佳代的丈夫称作叛国贼，想着前线的战士正忍饥挨饿，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吃的就是牛肉。
小照的姑姑久子——野上滋的妹妹，从奈良来的仙吉舅父先后来到家中。生活变得稍微热闹了一点。
野上滋换了一所监狱后被允许看书，佳代到丈夫曾经的老师家中借两本自己家里没有的德文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位老师并不同情野上滋的遭遇，反而认为他是咎由自取。他已经成为教授，家里十分华丽，相比之下，本可以成为正牌大学教授的野上滋却因反战思想身陷牢狱，过着非常凄苦的生活。这样的反差让人感慨。
久子姑姑与仙吉舅父离开后，野上滋不幸过世。战争后期，因兵力短缺，近视并且左耳失去听力的山崎也被征召入伍。他不会游泳，死于东海海上，同船的战友幸存下来，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佳代。
故事以很多年以后佳代在病房中死去的场景结束。这个时候，小照真的成为了一个画家，她已经成家，孩子也已很大。她走到母亲床前，问母亲还有什么要说的，病床上苍老、气息微弱的佳代说：“受你们照顾，谢谢，再见。”照美说，不久就能见到老爸，山先生和久子姑姑。佳代回答道：“不想在那个世界见面，想见到活着的他们，不想死了才见面。”
到这时，才是佳代一生中最显露痛苦的时刻。战争带给人们的，是残缺的家庭，亲人分离的痛苦，是贫苦无力的生活，难以忍受的物质与精神短缺。更重要的，是夺走了无数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可能再来，一旦失去，无法补救。佳代说“不想死了才见面“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她知道死后不会再见面，这一生，直到她死去，她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山崎，久子。也就是说，永远见不到。佳代的沉痛小照显然是理解的，所以她听到母亲的这句话后，掩面痛哭，哽咽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影片中，最使我震动的莫过于久子的死。在电影的开头，一家人在饭桌上聊天，提起父亲长大的广岛，初子问：“那里真的四季如春吗？“父亲回答道：”广岛是个好地方，阳光明媚，青松白沙，一开窗，满眼都是蔚蓝的大海。“他们唱起广岛的歌谣：大海啊大海，浩瀚无边。从家乡广岛来的久子姑姑，知性，优雅，漂亮，她曾在东京学习画画，从不用金钱度量艺术。久子回家乡之后的一九四五年，原子弹投到了广岛，这个美丽的地方变成废墟，同样美丽的久子姑姑“在战败的一个月后，因核辐射病一直痛苦不堪，最后终于死了。”画面定格在久子姑姑的照片上。美丽就这样被战争无情的毁坏，它带来的悲痛直击心底，悲剧的力量让人反思战争的意义，那就是：没有意义。它让美丽凋零，给世人带来无法愈合的伤口，没有任何意义。
电影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被时代局限住的人们的思想。山崎哼唱着歌路过警署，被警察叫住。警察问：“好手好脚怎么不去参军？”为了搪塞他，山崎回答：“一边耳朵聋了，又是高度近视。如果受到军帖，一定身先士卒，报效祖国。”警察放走他后，山崎小声补充：“才怪。”佳代去参加街坊促进会，按例先朝拜天皇皇居。一位老妪质疑道：“天皇不是移驾叶山别馆了吗？报纸上都报道了。”众人附和，决定调转方向向叶山跪拜，街区的主席福田先生不能判断：“这要问上一级主席”。仙吉舅父在街上遇到抵制奢侈的运动，几个妇女宣传着“抵制烫发，全力援军，为了大和民族，不要佩戴戒指”。这些带有一丝幽默和讽刺意味的片段，真实的反应了国民的愚昧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些特别的时期，如文革，如纳粹，无一不是盲目听从和狂热崇拜，人们失去了客观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被群众感染，身陷刻奇，只能被历史的洪水裹挟着，不知道要飘向何方。
小人物的普通生活里却也充满了温情，在这个战争的年代里，亲情，爱情，邻里之间的关照，人与人之间的体恤都非常珍贵。邻居们帮佳代介绍了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卖煤炭的福田先生为她多留了半包煤炭；被山崎骑车带来的老医生免了佳代的诊金；解放招待会上的人们耐心的等着迟到的佳代，并无责备之意。山崎的战友小宫山，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履行自己的承诺把山崎的遗言带给佳代。影片借由小人物之口道出许多沧桑，福田先生说：“生儿子的人家都忐忑不安的”；老医生劝解佳代：“处处都是怪事，却还要见怪不怪，照常过日子”。山崎、久子甚至粗鲁的仙吉舅父，都曾是佳代的精神支柱。他们支持她，鼓励她，理解她。笨手笨脚、爱哭鬼、不会游泳、不睦虚名的山崎，暗恋佳代却不敢说出口，他默默照顾着佳代母女。扮演者母亲角色的佳代，瘦弱却坚韧，支撑着一家的生活。生活重担之下的她已经不再漂亮不再年轻，可是她身上熠熠的母性光辉，让人知道“我还是个人呢”。回想起母女三人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商量着给狱中的父亲写信，那一刻的温馨，是灰色生活里的一抹亮色。我想这也正是山田洋次导演想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人性永存且美。
导演山田洋次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诠释了日本战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母亲》像《斯大林格勒》一样，没有站在悔过的角度，也没有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它真实的还原了那一段历史，在一个个看似很平凡的细节里，透露出以史为鉴的反思。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几度要流泪，或是感动，或是愤慨，或是愤怒，悲剧之所以比喜剧更有教育意义，正是在于它更能引起人情感上剧烈的波动和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山田洋次曾在中国东北居住十余年，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才回国；电影根据野上照代的小说改编，这部小说是她的自传；吉永小百合是坚定不移的反战人士。这样的组合成为了《母亲》这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