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3-20
thesuede • 监听:隔墙有耳
“我们是什么？还是人么？”
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句话能如此恰当概括捷克电影Ucho的中心了。
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曾经以戏侃的语句讽刺了秘密警察对群众无孔不入的窃听，处处不在的耳朵不仅插在你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而且犹如锲子一样插在你的心里，无论何时何地，都得小心你的话是不是如托马斯所说“被秘密警察录制成了电台节目。”然后在大街上播放。
这部名为Ucho(The ear)的70年片子就是讲述的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铁幕高压政策下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主人公与妻子从政府举办的宴会回到家后，就发现家门被打开，电源被切断，电话也不正常工作。从一开始两人的互相埋怨，到后面对被窃听的疑惑恐惧，再到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承认。两人到最后终于犹如卡夫卡审判中的K在被处决时的那一刹那，理解到个人命运与法律相比，渺小得可怜，开始等待秘密警察的到来。
在本片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导演Karel Kachyna关于叙事的技巧。故事开始于夫妇俩从宴会中回家，而在中间不断加入先前发生的宴会的片断。从这些片断里，我们了解到主人公的顶头上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蒸发了，这些在宴会中的对话更加深了主人公关于被窃听后果的恐惧。影片真正故事发生的地点与时间只是在从午夜到第二天的主人公家里，而引人注意的则是关于宴会片断的各种回忆。这些回忆穿插在情节发展中，并且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主人公不止一次与自己的回忆相交流，好像在与内心自问自答。还有些回忆则不惜笔墨的多次重复，交叉，而根据环境不同，这些回忆带来得信息又各不一样，这是一种侦探片常常能看到的“盲点回忆”，而且通关反复的镜头让观众体会到了主人公那种越来越绝望，焦躁的心理。
这种焦躁心理直演变成一种变态的，一种弓杯蛇影的敏感。主人公夫妇开始怀疑是不是家里面布满了耳线，原先没有注意的各个角落也开始细细的搜查，开始怀疑起以前各种可疑的片断，主人公朋友们的到来也被认为是秘密警察来访而受精不小。最后男主人公受不了思想上的压力而准备自杀——却发现手枪也不翼而飞。这时候的一个镜头，破碎的玻璃缓缓的掉在地上却没有任何声响，影射的是在铁幕下个人的生死也那么无关紧要。
在宴会的几次回忆中，完全抛开了连贯剪辑的特点，而完全采用了Point of view个人视角。在对话的一系列镜头，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笔直地对着镜头说话，而看不到听者身体的任何部位。类似的Pov表现还有主人公在与多个人谈话时，镜头不断的扫过每个说话的人，以及对话时镜头焦距的变化。这种视角带来的是一种真实感，仿佛对方就是对着你在讲话，并且给观众一种与人对话目光的压力。
按照米兰 昆德拉对Kitsch地解释“媚俗划定了人类生活中必然有不能接受的范围，但又费劲心思的融进这一范围之内。在Ucho中，妻子的一番话揭开了丈夫虚伪，媚俗的一面：对同志的失踪不想不问；为了爬上职位今天恭喜这个主席，明天又贺唱另一位；不论左派右派只要有利益的都可以参加；甚至为了自己牺牲掉爱情。这种“踩着别人尸体向上爬，而不顾别人死活”到正是共产主义媚俗的特点。
影片的结尾可谓一则经典处理：正当主人公与妻子已经完全屈服，等待秘密警察来带走他们时，电话铃响了，原来他被提升为主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类似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讽刺性结尾，不但不用担心被处死，相反的却升官了。然而这种峰回路转的结尾，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影片有任何一丝的轻松氛围，主人公仍然与妻子呆呆坐在沙发上，依旧为可能被窃听得未来而担心。
导演Karel Kachyna1924年生于捷克，在60年代与著名导演Milos Forman以及Jiri Menzel 共同成为了捷克的自由电影导演。在他们的电影里，充满了对于苏联的嘲弄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弊端的讽刺。与Milos Forman一样，在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他们的电影遭禁，人身受到迫害。Echo在70年拍完后，所有的演职员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隔离，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这部片子才得以重见天日。而也就在1989年的嘎那电影节上，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电影人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电影宣言”，宣言称：“‘人生来就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力，这些存在200年的词句预示了电影的战斗。今天，在这个象征性的日子，为了电影和人权之间的特殊亲缘，为了纪念电影在捍卫表达的自由和抵抗威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100多位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汇聚于此，宣布他们的电影将服务于自由与人权。”
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句话能如此恰当概括捷克电影Ucho的中心了。
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曾经以戏侃的语句讽刺了秘密警察对群众无孔不入的窃听，处处不在的耳朵不仅插在你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而且犹如锲子一样插在你的心里，无论何时何地，都得小心你的话是不是如托马斯所说“被秘密警察录制成了电台节目。”然后在大街上播放。
这部名为Ucho(The ear)的70年片子就是讲述的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铁幕高压政策下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主人公与妻子从政府举办的宴会回到家后，就发现家门被打开，电源被切断，电话也不正常工作。从一开始两人的互相埋怨，到后面对被窃听的疑惑恐惧，再到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承认。两人到最后终于犹如卡夫卡审判中的K在被处决时的那一刹那，理解到个人命运与法律相比，渺小得可怜，开始等待秘密警察的到来。
在本片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导演Karel Kachyna关于叙事的技巧。故事开始于夫妇俩从宴会中回家，而在中间不断加入先前发生的宴会的片断。从这些片断里，我们了解到主人公的顶头上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蒸发了，这些在宴会中的对话更加深了主人公关于被窃听后果的恐惧。影片真正故事发生的地点与时间只是在从午夜到第二天的主人公家里，而引人注意的则是关于宴会片断的各种回忆。这些回忆穿插在情节发展中，并且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主人公不止一次与自己的回忆相交流，好像在与内心自问自答。还有些回忆则不惜笔墨的多次重复，交叉，而根据环境不同，这些回忆带来得信息又各不一样，这是一种侦探片常常能看到的“盲点回忆”，而且通关反复的镜头让观众体会到了主人公那种越来越绝望，焦躁的心理。
这种焦躁心理直演变成一种变态的，一种弓杯蛇影的敏感。主人公夫妇开始怀疑是不是家里面布满了耳线，原先没有注意的各个角落也开始细细的搜查，开始怀疑起以前各种可疑的片断，主人公朋友们的到来也被认为是秘密警察来访而受精不小。最后男主人公受不了思想上的压力而准备自杀——却发现手枪也不翼而飞。这时候的一个镜头，破碎的玻璃缓缓的掉在地上却没有任何声响，影射的是在铁幕下个人的生死也那么无关紧要。
在宴会的几次回忆中，完全抛开了连贯剪辑的特点，而完全采用了Point of view个人视角。在对话的一系列镜头，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笔直地对着镜头说话，而看不到听者身体的任何部位。类似的Pov表现还有主人公在与多个人谈话时，镜头不断的扫过每个说话的人，以及对话时镜头焦距的变化。这种视角带来的是一种真实感，仿佛对方就是对着你在讲话，并且给观众一种与人对话目光的压力。
按照米兰 昆德拉对Kitsch地解释“媚俗划定了人类生活中必然有不能接受的范围，但又费劲心思的融进这一范围之内。在Ucho中，妻子的一番话揭开了丈夫虚伪，媚俗的一面：对同志的失踪不想不问；为了爬上职位今天恭喜这个主席，明天又贺唱另一位；不论左派右派只要有利益的都可以参加；甚至为了自己牺牲掉爱情。这种“踩着别人尸体向上爬，而不顾别人死活”到正是共产主义媚俗的特点。
影片的结尾可谓一则经典处理：正当主人公与妻子已经完全屈服，等待秘密警察来带走他们时，电话铃响了，原来他被提升为主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类似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讽刺性结尾，不但不用担心被处死，相反的却升官了。然而这种峰回路转的结尾，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影片有任何一丝的轻松氛围，主人公仍然与妻子呆呆坐在沙发上，依旧为可能被窃听得未来而担心。
导演Karel Kachyna1924年生于捷克，在60年代与著名导演Milos Forman以及Jiri Menzel 共同成为了捷克的自由电影导演。在他们的电影里，充满了对于苏联的嘲弄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弊端的讽刺。与Milos Forman一样，在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他们的电影遭禁，人身受到迫害。Echo在70年拍完后，所有的演职员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隔离，直到1989年东欧巨变，这部片子才得以重见天日。而也就在1989年的嘎那电影节上，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电影人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电影宣言”，宣言称：“‘人生来就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力，这些存在200年的词句预示了电影的战斗。今天，在这个象征性的日子，为了电影和人权之间的特殊亲缘，为了纪念电影在捍卫表达的自由和抵抗威慑过程中的重要角色，100多位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汇聚于此，宣布他们的电影将服务于自由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