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29
非虚构 • 大理石人:导演说
这部影片深刻地反映了50年代波兰的政治局势，是东欧第一部尖锐地控诉了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因而被称为“带有爆炸性”的现代题材影片。导演安杰·瓦依达为了争取国家批准他拍摄《大理石人》这个敏感的题材，曾经过13年的等待和强烈的抗争。该片1977年2月在波兰公映，首映结束时，全体观众自发起立，唱起了波兰国歌。之后，电影票常常一抢而光，只能在黑市以比原价高10多倍的价格才能买到。几乎每个家庭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个月内，此片观众便有300万人次，是波兰70年代极具轰动效应的影片之一。它先后在意、英、美、法、西德等国上映，仅巴黎一地就连续放映达9个月之久。
《大理石人》具有朴实无华、讥讽明快的特点。在某些电影手段的运用上也自然而细致。阿格涅什卡东奔西走搜寻资料和采访的过程，以及得到某种资料、采访某个人的顺序，便是打乱时空关系编织故事发展层次的顺序。这种手段的运用在电影中虽属常见，但《大理石人》却运用得甚为自然，并逐步加强了悬念。在色彩运用上，历史回忆部分，使用黑白片，不仅为了提示观众对时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为了真实。50年代的“真实电影”《一个城市的诞生》《他们在为我们造福》等闪回部分用的黑白片，这本身就是历史的真实。
瓦依达所反映的50年代历史生活的真实，点燃了观众感情上的导火线，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比尔库特的遭遇，波兰人大概是不陌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兴祖国的建设中，波兰人真诚忘我地劳动，涌现出大量的突击手。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是正常的。然而政府出于宣传的需要，却把这种真诚的劳动心态给扭曲了。人们从《大理石人》中再次看到了那时的“真实电影”及拍摄这些“真实电影”的全过程。观众中的部分人当年曾看过这类电影，也许有人当时便对它有所微词，然而却未必敢公开说出。现在在银幕上再次看到这些电影及其摄制全过程，这些摄制过程他们过去未曾看到过，这就自然而然要引起对那个年代政府官员们种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回忆和反思。记忆仓库的门一旦被打开，人们普遍地首先为那些弄虚作假者感到羞耻，当然也为他们自己当时被欺骗、被愚弄未能起而反对而内疚、自责。事情还不止于此，诚实、热情的比尔库特和维泰克的遭遇在其他波兰人身上也发生过，因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愤慨。波兰人不仅被愚弄、被欺骗，而且被迫害、被摧残。他们被怀疑、被监视，为捏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入狱……如果不是1956年10月纠正了党的路线错误，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结束，比尔库特是不会得到释放的。然而1956年10月以后波兰人的生活又怎样呢？释放后的比尔库特干什么呢？影片没有正面表现。只在结束时，原有这样一段描述：“阿格涅什卡到公墓里去寻找比尔库特的坟墓，可是白找了一场。由于在墓碑上找不到比尔库特这个名字，她只好在公墓的栅栏门上放了一束鲜花。”同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解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骚动期间，比尔库特丧了命。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从此，大理石人就成了一个幽灵。”影片发行后不久，所有发行拷贝都把上述结尾的场景给剪掉了。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沉思，波兰人是懂得含蓄和暗示的。
安杰·瓦依达是蜚声国际影坛的导演，有的评论家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名导演之一。在50年代他和安杰·蒙克是“波兰学派”的代表人物。瓦依达谈到他拍《大理石人》的目的时说：“拍这部影片是为了使对斯大林时代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了解和懂得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谎，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一些老人做过他们年轻人从未听说过的可怕的事情。年轻一代缺乏50年代的知识，而正是50年代勾画了今天社会的面貌。”《大理石人》揭示了历史真实面貌，让观众自己去对照面前的现实生活，两相印证，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发展脉络，认识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里并不排斥其在某一时期某种浪潮影响下，甚或使用某种流派的某些手法进行创作。他紧紧地依据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无非在选材和典型刻画方面大胆和夸张些而已，而这种大胆和夸张是极有分寸的，没有流入荒诞无稽。他不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塞给观众，而是把浓缩了的生活形象一步步一层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自己从感受中作出认识上的结论。《大理石人》的政治作用，来自导演让观众对生活的深入认识，摆脱了某些政治片的强硬宣传面貌和腔调。
《大理石人》在波兰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受到波兰人民普遍的欢迎和国际电影界普遍的注目。
《大理石人》具有朴实无华、讥讽明快的特点。在某些电影手段的运用上也自然而细致。阿格涅什卡东奔西走搜寻资料和采访的过程，以及得到某种资料、采访某个人的顺序，便是打乱时空关系编织故事发展层次的顺序。这种手段的运用在电影中虽属常见，但《大理石人》却运用得甚为自然，并逐步加强了悬念。在色彩运用上，历史回忆部分，使用黑白片，不仅为了提示观众对时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为了真实。50年代的“真实电影”《一个城市的诞生》《他们在为我们造福》等闪回部分用的黑白片，这本身就是历史的真实。
瓦依达所反映的50年代历史生活的真实，点燃了观众感情上的导火线，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比尔库特的遭遇，波兰人大概是不陌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复兴祖国的建设中，波兰人真诚忘我地劳动，涌现出大量的突击手。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是正常的。然而政府出于宣传的需要，却把这种真诚的劳动心态给扭曲了。人们从《大理石人》中再次看到了那时的“真实电影”及拍摄这些“真实电影”的全过程。观众中的部分人当年曾看过这类电影，也许有人当时便对它有所微词，然而却未必敢公开说出。现在在银幕上再次看到这些电影及其摄制全过程，这些摄制过程他们过去未曾看到过，这就自然而然要引起对那个年代政府官员们种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回忆和反思。记忆仓库的门一旦被打开，人们普遍地首先为那些弄虚作假者感到羞耻，当然也为他们自己当时被欺骗、被愚弄未能起而反对而内疚、自责。事情还不止于此，诚实、热情的比尔库特和维泰克的遭遇在其他波兰人身上也发生过，因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愤慨。波兰人不仅被愚弄、被欺骗，而且被迫害、被摧残。他们被怀疑、被监视，为捏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入狱……如果不是1956年10月纠正了党的路线错误，不是斯大林时期的结束，比尔库特是不会得到释放的。然而1956年10月以后波兰人的生活又怎样呢？释放后的比尔库特干什么呢？影片没有正面表现。只在结束时，原有这样一段描述：“阿格涅什卡到公墓里去寻找比尔库特的坟墓，可是白找了一场。由于在墓碑上找不到比尔库特这个名字，她只好在公墓的栅栏门上放了一束鲜花。”同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解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骚动期间，比尔库特丧了命。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从此，大理石人就成了一个幽灵。”影片发行后不久，所有发行拷贝都把上述结尾的场景给剪掉了。这不能不引起波兰人的沉思，波兰人是懂得含蓄和暗示的。
安杰·瓦依达是蜚声国际影坛的导演，有的评论家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名导演之一。在50年代他和安杰·蒙克是“波兰学派”的代表人物。瓦依达谈到他拍《大理石人》的目的时说：“拍这部影片是为了使对斯大林时代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了解和懂得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说谎，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一些老人做过他们年轻人从未听说过的可怕的事情。年轻一代缺乏50年代的知识，而正是50年代勾画了今天社会的面貌。”《大理石人》揭示了历史真实面貌，让观众自己去对照面前的现实生活，两相印证，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发展脉络，认识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里并不排斥其在某一时期某种浪潮影响下，甚或使用某种流派的某些手法进行创作。他紧紧地依据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无非在选材和典型刻画方面大胆和夸张些而已，而这种大胆和夸张是极有分寸的，没有流入荒诞无稽。他不急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塞给观众，而是把浓缩了的生活形象一步步一层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自己从感受中作出认识上的结论。《大理石人》的政治作用，来自导演让观众对生活的深入认识，摆脱了某些政治片的强硬宣传面貌和腔调。
《大理石人》在波兰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受到波兰人民普遍的欢迎和国际电影界普遍的注目。
大理石人Człowiek z marmuru(1977)
又名：Man of Marble
上映日期：1977-02-25(波兰)片长：165分钟
主演：耶日·拉齐维沃维奇 / 克里斯提娜·杨达 / 塔德乌什·罗姆尼斯基 / 亚采克·沃姆尼茨基 / 米哈乌·塔尔科夫斯基 / 彼得·切希拉克 / 威尔斯拉乌·沃尔希奇 / 克里斯蒂娜·扎赫瓦托维奇 / 玛格达·特蕾莎·武伊齐克 / 博古斯瓦夫·索布丘克 / Leonard Zajaczkowski / 亚采克·多曼斯基 / 伊雷娜·拉斯科夫斯卡 / 兹齐斯瓦夫·科津 / 维斯瓦夫·杰维奇 / 卡齐米日·卡乔尔 / 埃娃·津泰克 / 安德烈·瑟韦林 /
导演：安杰伊·瓦伊达 / 编剧：Aleksander Scibor-Ryl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