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11-28
刘二千 • 痴:历史幽灵场的建构及其间离
没有人可以否认《痴》（2015）的独特气质，即使他们无法轻易接受。在漫长的331分钟导演版中，邱炯炯以异常奇崛的方式进入了历史记忆的现场，而这种奇崛又反身确认了一种历史表征的另类存在。我并无意于历史记忆本身：大历史中个体生命的切片已见过太多，况且张先痴的生命逻辑及其全部的激情、绝望、愚钝和“觉醒”于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记忆的关注无可避免地将走向历史真实性及更深处的道德判断问题；而这，也最终将造成我们与文本的彻底疏离。
那么，值得言说的就始终是作者自身的历史表征，即它的方式与效果。
用邱炯炯自己的话来说，《痴》的诞生首先是对张先痴的纪录片式采访，继而是作者创作的剧本，最后则是在300平的“草台班子”上的展演；而最终呈现在文本上的，则是传主口述、导演旁白和舞台展演的交叉剪辑。这一三棱镜式的结构不仅使《痴》突破了纪录片/剧情片成规化的二元对立，更使邱炯炯的作者身份获得了极大凸显。借此，他得以最大程度地进行自身的历史想象及其表征，并与张先痴构成显著的对话关系。
显然，在采访、旁白、表演三者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作者气质的是舞台部分。一方面，邱炯炯动用大量视觉符号如白马、青蛙、囚服、镰刀、锄头、苹果、自行车等等完成了对张先痴历史记忆的再度编码，另一方面，这些视觉符号在精致而诡谲的声光电和布景中进一步升格为一套完整的统觉系统。于是影片最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现身了：张先痴逝去的生命经验及其所参与的当代历史被建构为一个幽灵场般的强大在场。
这一幽灵场充满诡异、荒诞、恐怖的死亡气息，与纪录片部分中对现实即老年张先痴的采访实录鲜明的对照。正是在这里，邱炯炯完成了对这一个体生命史的精神分析式的叙事。一端是幸存者张先痴的世俗生活，以及他追忆往昔的坦然和轻松（至少在表面上，张先痴并没有尝试放大自身的悲情）；另一端则是亲历者张先痴宿命般无可挣脱的惶然与恐惧。换而言之，这一叙事成功将张先痴的全部存在编织为一个精神分裂的标本，而那个哥特般的幽灵场正是其必须一次次凝视、咀嚼甚至返回的创伤经验。
对我来说，这一精神分裂叙事——而不仅仅是舞台展演所具有的戏剧性——带来了主要的观影快感，因为它既包含了来自舞台的戏剧性，更暴露并极度放大了历史逻辑本身所携带的戏剧性。这一戏剧性如此直观、饱满，在五个半小时中持续释放着对观众目光的吞噬引力。
然而，在强化戏剧性引力的同时，邱炯炯也在自觉地运用多种策略制造“间离”效果。首先，纪录片和舞台剧构成的风格差异及其交叉跳切既打破了文本的统一幻觉，也给观众造成了不断的阅读障碍。其次，具有高度辨识性的舞台剧形式本身也在持续彰显着自身的展演性质，告诉观众它只是导演的历史表征而绝非再现。最后，某些有意的情节设置（如“导演”自己的入场）则以一种更具自我指涉意味的方式参与了间离。
正如戈达尔在《中国姑娘》（1967）通过日常生活布景-政治话语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布景-政治话语的并列设置而使图像与文字分离，从而在不可靠叙事中将自身和读者抽离出对人物的过度同情，邱炯炯也在一系列的间离操作后将自己所建构的精神分裂式的历史表征推向远处。通过这一推离动作，他得以与张先痴、《痴》及其背后作为作者的自身保持对话张力，也提醒读者对这一文本及其历史表征进行审慎的透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并不想用中宣部的方式反中宣部。从这个角度而言，邱炯炯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叙事者。
那么，值得言说的就始终是作者自身的历史表征，即它的方式与效果。
用邱炯炯自己的话来说，《痴》的诞生首先是对张先痴的纪录片式采访，继而是作者创作的剧本，最后则是在300平的“草台班子”上的展演；而最终呈现在文本上的，则是传主口述、导演旁白和舞台展演的交叉剪辑。这一三棱镜式的结构不仅使《痴》突破了纪录片/剧情片成规化的二元对立，更使邱炯炯的作者身份获得了极大凸显。借此，他得以最大程度地进行自身的历史想象及其表征，并与张先痴构成显著的对话关系。
显然，在采访、旁白、表演三者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作者气质的是舞台部分。一方面，邱炯炯动用大量视觉符号如白马、青蛙、囚服、镰刀、锄头、苹果、自行车等等完成了对张先痴历史记忆的再度编码，另一方面，这些视觉符号在精致而诡谲的声光电和布景中进一步升格为一套完整的统觉系统。于是影片最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现身了：张先痴逝去的生命经验及其所参与的当代历史被建构为一个幽灵场般的强大在场。
这一幽灵场充满诡异、荒诞、恐怖的死亡气息，与纪录片部分中对现实即老年张先痴的采访实录鲜明的对照。正是在这里，邱炯炯完成了对这一个体生命史的精神分析式的叙事。一端是幸存者张先痴的世俗生活，以及他追忆往昔的坦然和轻松（至少在表面上，张先痴并没有尝试放大自身的悲情）；另一端则是亲历者张先痴宿命般无可挣脱的惶然与恐惧。换而言之，这一叙事成功将张先痴的全部存在编织为一个精神分裂的标本，而那个哥特般的幽灵场正是其必须一次次凝视、咀嚼甚至返回的创伤经验。
对我来说，这一精神分裂叙事——而不仅仅是舞台展演所具有的戏剧性——带来了主要的观影快感，因为它既包含了来自舞台的戏剧性，更暴露并极度放大了历史逻辑本身所携带的戏剧性。这一戏剧性如此直观、饱满，在五个半小时中持续释放着对观众目光的吞噬引力。
然而，在强化戏剧性引力的同时，邱炯炯也在自觉地运用多种策略制造“间离”效果。首先，纪录片和舞台剧构成的风格差异及其交叉跳切既打破了文本的统一幻觉，也给观众造成了不断的阅读障碍。其次，具有高度辨识性的舞台剧形式本身也在持续彰显着自身的展演性质，告诉观众它只是导演的历史表征而绝非再现。最后，某些有意的情节设置（如“导演”自己的入场）则以一种更具自我指涉意味的方式参与了间离。
正如戈达尔在《中国姑娘》（1967）通过日常生活布景-政治话语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布景-政治话语的并列设置而使图像与文字分离，从而在不可靠叙事中将自身和读者抽离出对人物的过度同情，邱炯炯也在一系列的间离操作后将自己所建构的精神分裂式的历史表征推向远处。通过这一推离动作，他得以与张先痴、《痴》及其背后作为作者的自身保持对话张力，也提醒读者对这一文本及其历史表征进行审慎的透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并不想用中宣部的方式反中宣部。从这个角度而言，邱炯炯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叙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