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8-03
小千 • 三个忧郁的房间:【访谈】为仇恨者悲歌：皮乐优·汉卡萨洛
前言：
为时代矗立的纪录片斗士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当我们习惯于从电视和报刊上泛泛地了解世界时，当我们被淹没在脑残美女主播、狗血电视剧和白痴娱乐节目中时，当我们被封闭在国内纪录片频道与栏目的自圆自话时，我们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
眼界改变世界。然而国外优秀纪录片在中国缺乏传播的公共渠道：极少艺术院线，无播纯粹艺术片的电视台，政策配额限制等，使“人类许多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与我们无关”。
可是仍有这样一些人，以斗士般的不屈精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接触国际纪录片的窗口。这些人便是郑琼和她的工作团体，这个窗口便是“零频道”主办的每年一度的IDOCS国际纪录片展。
2011年12月12至16号，第三届IDOCS国际纪录片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带来了5天前所未有的纪录片盛宴：展映22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纪录片，邀请15位当下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业界人士，还有世界顶级的纪录片导演、剪辑师的授课与交流。
这些优秀的纪录片，也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世界上仍有这样一群纪录片斗士们：澳大利亚导演鲍勃•康纳利，他作为独立制作者穿梭于战乱的新几内亚，见证另一个人类群体的命运演变。芬兰导演皮尔乔•汉卡萨罗，她放弃好莱坞的优厚待遇，奔赴战火中的俄国和车臣，以沉郁婉转之思拍摄仇恨中的儿童。荷兰导演莱纳德•莱托•海尔姆里希，他将自己的生命投注于一个遥远的贫穷国度，10年与一印尼人家共同生活，探索各种镜头运动之可能。加拿大导演莱瑞•韦恩斯坦，他以擅长的音乐纪录片重现诸多音乐大师的灵魂，也以情景再现之手法重为二战历史的证人。台湾纪录片导演杨立州，他以感性与趣味的手法挖掘最纯真的人情，捕捉那被遗忘的时光。还有背着东家偷偷溜到纪录片展上的“台湾新电影保姆”剪辑师廖庆松，他永远怀揣一颗虔诚与童稚之心，并包含对人类深深的爱。
他们或耐心等待，或艰苦追踪。他们年复一年的记录与书写，将时空、历史、社会、情感呈现于银幕，叩动我们与童年同时消逝的情感与良知。
就像去年影展闭幕影片《生生不息》中所说的一般：“拍了四年的电影，我开始明白，生命中很多事情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会显露出它的意义”，他们也告诉我们纪录片最为重要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看到，再慢慢地，改变这个世界。
附：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最终达到不了目的地的人……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吴晓波为许知远《新闻业的怀乡病》作的序言
■为仇恨者悲歌：皮乐优·汉卡萨洛
芬兰女导演、剧本撰稿人、摄影师、剪辑师和制片人。
代表作《三个忧郁之屋》获2004荷兰IDFA国际特赦组织的Doen奖，美国纽约Full Frame纪录片节战争种子奖。此外还有最负盛名的“圣与魔”三部曲，其中第三部《生命之源》获1996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尤里斯·伊文思大奖。
■ 《三个忧郁之屋》：
导演深入车俄战场，跟踪拍摄不同地区的小孩，影片因此分为三个“房间”部分。第一个片段“Longing”：俄国儿童在军校受训成士兵；第二次片段“Breathing”：车臣首府废墟中生活的儿童和被带离自己有病母亲的三个小孩；第三个片段“Remembering”：车臣西面的印古什共和国里，战地临时孤儿院的孤儿们参加祭祀仪式。镜头长久凝视小孩天真的脸，战争的仇恨与恐惧从小便植入他们的心灵，无辜孩童长大后却彼此兵刃相见。最后昏黄天空有初生彩霞。天亮了。有人轻轻呼唤着孩子，醒来，醒来。
■ 战争纪录片：
影片灵感来源于一个好莱坞策划的系列片《十诫》，我本是被邀请的十个导演之一，拍摄其中“不可做假证来反对你的邻居”的片段。但因为我坚持要最终剪辑权，从而与好莱坞制片人分道扬镳。后来我遇到一个芬兰制片人，在欧洲要到资金。这就像俄国和车臣的关系：只要是有冲突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便会抹黑敌对国家。而明明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却说那是别人的内务，不能插手。我发现，作为个人，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的纪录片并非那么政治化。作为个人，我在政治上更为激进。作为个人我想改变世界，但做片子时没有这个想法。纪录片对我有良好影响，我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做的。我有提问和发问的欲望，若电影能让我改变，便觉成功。如果是为了获奖或赚钱，就没意思了。名利不是主因，不要因为没有名利便停止。首映时，片子便成为观众的片子，让他们自己去感受。我们很难在拍摄时估算到对他产生的影响。电影是一个交叉点，在电影中你看见的和我看见的不一样。我希望寻找观众和电影的交叉点。
片中特写，都是我本能反应，我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我很想和那些人靠近。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表现那种沉默背后的东西。我认为沉默很重要，距离也很重要。虽然离得很近，但仍能看到孤寂，我想这代表我并非与他们亲密无间，我们仍有一定距离。
第二段的黑白影像是我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整个城市被炸平了，就像二战之后的柏林。我想让观众有似乎看过这样的影像的感觉，而不是现在才在俄罗斯发生的事。用黑白的方式，可以让人无意识的回到记忆中。
我希望做一个战争的片子，但是没有战争镜头。而且有几处希望，比如片中红色的日出，而即使孩子们面临困境，仍要相互拯救。片中孩子被唤醒的过程，长达6分多钟，人们把他们叫醒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这里面便蕴含希望。
■ 艺术女导演：
我小时候觉得男女是平等的。我作为摄影师拍摄第一部电影时是21岁，是芬兰第一个女摄影师，后来过了23年，才有第二个女性从业者出现。这个行业还是男士主导的行业，因为，1，这是一种技术，而技术在传统上都是男的比较占优势；2，带领一整个摄制组团队的活较适合男性；3，出去争取资金也是。但如果深入进去，电影艺术的层面还是比较倾向女性化、比较阴柔的。男性将技术神化了，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数码摄影机是重要的革命。在芬兰过去十年中，有几个很好的女性摄影，男导演也喜欢雇佣女性摄影师，因为她们更易接近人物，有亲和力。法国有百分之三十的片子是女性做的，在芬兰是百分之十七，女性想要平分天下还是很难的。而对我而言，女性的身份没有太大区别，我既不隐藏它，也不突出它。
我的优势是我懂技术，工程师的背景让我上手很快，那时我们是传统器械在前，再转向新技术。好奇心使我去了解技术，我也一直在接触新技术，所以首映时我不想看我的电影，因为我完全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
经常有人问我一般花多少时间与人物呆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我会花很长时间选择人物。我必须有一种感觉，这听起来像美国风格：“你要去拍摄你喜欢的人物”。我依靠直觉和很多非语言的缘分的感觉。我也不做深度采访就直接开拍。如拍另外一部印度片子时，我自己去了印度，没有翻译。因为翻译时也会翻译文化，我不喜欢这干扰。
我的片长都从80分到两个小时，不喜欢短的，我觉得一年到一年半是合适时间，但是我却要花三年。每次做完都感觉老了一岁。做完后我想，我的生活还有什么去做？然后我找到人们问问题的地方，重新去做。我的下一个计划，不是向3d发展，而是回到黑白片，也许是3D的黑白纪录片。
在芬兰这样的小国家，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尤其是小语种群体，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和美国竞争。如果一个芬兰导演想做美国大片，他应该直接去好莱坞。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放在艺术影片中，而不是做动作大片。
【已载刊】
为时代矗立的纪录片斗士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当我们习惯于从电视和报刊上泛泛地了解世界时，当我们被淹没在脑残美女主播、狗血电视剧和白痴娱乐节目中时，当我们被封闭在国内纪录片频道与栏目的自圆自话时，我们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
眼界改变世界。然而国外优秀纪录片在中国缺乏传播的公共渠道：极少艺术院线，无播纯粹艺术片的电视台，政策配额限制等，使“人类许多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与我们无关”。
可是仍有这样一些人，以斗士般的不屈精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接触国际纪录片的窗口。这些人便是郑琼和她的工作团体，这个窗口便是“零频道”主办的每年一度的IDOCS国际纪录片展。
2011年12月12至16号，第三届IDOCS国际纪录片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带来了5天前所未有的纪录片盛宴：展映22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纪录片，邀请15位当下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业界人士，还有世界顶级的纪录片导演、剪辑师的授课与交流。
这些优秀的纪录片，也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世界上仍有这样一群纪录片斗士们：澳大利亚导演鲍勃•康纳利，他作为独立制作者穿梭于战乱的新几内亚，见证另一个人类群体的命运演变。芬兰导演皮尔乔•汉卡萨罗，她放弃好莱坞的优厚待遇，奔赴战火中的俄国和车臣，以沉郁婉转之思拍摄仇恨中的儿童。荷兰导演莱纳德•莱托•海尔姆里希，他将自己的生命投注于一个遥远的贫穷国度，10年与一印尼人家共同生活，探索各种镜头运动之可能。加拿大导演莱瑞•韦恩斯坦，他以擅长的音乐纪录片重现诸多音乐大师的灵魂，也以情景再现之手法重为二战历史的证人。台湾纪录片导演杨立州，他以感性与趣味的手法挖掘最纯真的人情，捕捉那被遗忘的时光。还有背着东家偷偷溜到纪录片展上的“台湾新电影保姆”剪辑师廖庆松，他永远怀揣一颗虔诚与童稚之心，并包含对人类深深的爱。
他们或耐心等待，或艰苦追踪。他们年复一年的记录与书写，将时空、历史、社会、情感呈现于银幕，叩动我们与童年同时消逝的情感与良知。
就像去年影展闭幕影片《生生不息》中所说的一般：“拍了四年的电影，我开始明白，生命中很多事情是在很多年之后，才会显露出它的意义”，他们也告诉我们纪录片最为重要的意义：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看到，再慢慢地，改变这个世界。
附：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唯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最终达到不了目的地的人……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吴晓波为许知远《新闻业的怀乡病》作的序言
■为仇恨者悲歌：皮乐优·汉卡萨洛
芬兰女导演、剧本撰稿人、摄影师、剪辑师和制片人。
代表作《三个忧郁之屋》获2004荷兰IDFA国际特赦组织的Doen奖，美国纽约Full Frame纪录片节战争种子奖。此外还有最负盛名的“圣与魔”三部曲，其中第三部《生命之源》获1996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尤里斯·伊文思大奖。
■ 《三个忧郁之屋》：
导演深入车俄战场，跟踪拍摄不同地区的小孩，影片因此分为三个“房间”部分。第一个片段“Longing”：俄国儿童在军校受训成士兵；第二次片段“Breathing”：车臣首府废墟中生活的儿童和被带离自己有病母亲的三个小孩；第三个片段“Remembering”：车臣西面的印古什共和国里，战地临时孤儿院的孤儿们参加祭祀仪式。镜头长久凝视小孩天真的脸，战争的仇恨与恐惧从小便植入他们的心灵，无辜孩童长大后却彼此兵刃相见。最后昏黄天空有初生彩霞。天亮了。有人轻轻呼唤着孩子，醒来，醒来。
■ 战争纪录片：
影片灵感来源于一个好莱坞策划的系列片《十诫》，我本是被邀请的十个导演之一，拍摄其中“不可做假证来反对你的邻居”的片段。但因为我坚持要最终剪辑权，从而与好莱坞制片人分道扬镳。后来我遇到一个芬兰制片人，在欧洲要到资金。这就像俄国和车臣的关系：只要是有冲突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政府便会抹黑敌对国家。而明明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却说那是别人的内务，不能插手。我发现，作为个人，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的纪录片并非那么政治化。作为个人，我在政治上更为激进。作为个人我想改变世界，但做片子时没有这个想法。纪录片对我有良好影响，我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做的。我有提问和发问的欲望，若电影能让我改变，便觉成功。如果是为了获奖或赚钱，就没意思了。名利不是主因，不要因为没有名利便停止。首映时，片子便成为观众的片子，让他们自己去感受。我们很难在拍摄时估算到对他产生的影响。电影是一个交叉点，在电影中你看见的和我看见的不一样。我希望寻找观众和电影的交叉点。
片中特写，都是我本能反应，我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我很想和那些人靠近。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表现那种沉默背后的东西。我认为沉默很重要，距离也很重要。虽然离得很近，但仍能看到孤寂，我想这代表我并非与他们亲密无间，我们仍有一定距离。
第二段的黑白影像是我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整个城市被炸平了，就像二战之后的柏林。我想让观众有似乎看过这样的影像的感觉，而不是现在才在俄罗斯发生的事。用黑白的方式，可以让人无意识的回到记忆中。
我希望做一个战争的片子，但是没有战争镜头。而且有几处希望，比如片中红色的日出，而即使孩子们面临困境，仍要相互拯救。片中孩子被唤醒的过程，长达6分多钟，人们把他们叫醒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这里面便蕴含希望。
■ 艺术女导演：
我小时候觉得男女是平等的。我作为摄影师拍摄第一部电影时是21岁，是芬兰第一个女摄影师，后来过了23年，才有第二个女性从业者出现。这个行业还是男士主导的行业，因为，1，这是一种技术，而技术在传统上都是男的比较占优势；2，带领一整个摄制组团队的活较适合男性；3，出去争取资金也是。但如果深入进去，电影艺术的层面还是比较倾向女性化、比较阴柔的。男性将技术神化了，其实没有这么困难，数码摄影机是重要的革命。在芬兰过去十年中，有几个很好的女性摄影，男导演也喜欢雇佣女性摄影师，因为她们更易接近人物，有亲和力。法国有百分之三十的片子是女性做的，在芬兰是百分之十七，女性想要平分天下还是很难的。而对我而言，女性的身份没有太大区别，我既不隐藏它，也不突出它。
我的优势是我懂技术，工程师的背景让我上手很快，那时我们是传统器械在前，再转向新技术。好奇心使我去了解技术，我也一直在接触新技术，所以首映时我不想看我的电影，因为我完全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
经常有人问我一般花多少时间与人物呆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我会花很长时间选择人物。我必须有一种感觉，这听起来像美国风格：“你要去拍摄你喜欢的人物”。我依靠直觉和很多非语言的缘分的感觉。我也不做深度采访就直接开拍。如拍另外一部印度片子时，我自己去了印度，没有翻译。因为翻译时也会翻译文化，我不喜欢这干扰。
我的片长都从80分到两个小时，不喜欢短的，我觉得一年到一年半是合适时间，但是我却要花三年。每次做完都感觉老了一岁。做完后我想，我的生活还有什么去做？然后我找到人们问问题的地方，重新去做。我的下一个计划，不是向3d发展，而是回到黑白片，也许是3D的黑白纪录片。
在芬兰这样的小国家，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尤其是小语种群体，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和美国竞争。如果一个芬兰导演想做美国大片，他应该直接去好莱坞。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放在艺术影片中，而不是做动作大片。
【已载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