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5-13
给艾德林的诗 • 列夫·朗道：退变:DAU理念简批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1.当对DAU系列，或者只对 《列夫·朗道：退变》DAU. Degeneratsia (2020) 展开批评式的评论时，总是显得不那么容易，从道德、伦理、剥削等等多面角度展开其实都多少有些有力未逮，对于这样的所谓影像实验，我认为或多或少要从比较根源的源头上去找才更合适。
当从根源上追溯Communism这个词的时候，这个从布尔乔亚的血脉中孕育出的反布尔乔亚理念，带着特殊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体系，由马克思、恩格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同赋予了某种无法摆脱的命运，它首先体现为布尔什维克式国家的集体经验必须被这种理念所认可，而不能反驳这种理念，这在这种理念的底层，形成了一种沛然的助推力，然后，是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经验都有赖于这个理念的参与或某种指导，这在这种理念的四周，形成一种超然的保护，在推力与保护的双重作用下，该理念其实就会被推举到一个它看起来隐形，但时刻无所不在的地位，这种超然地位带来的超然属性可以被定义为Socialism的先验性。
但实际上，这种理念的现实应用就会出现和现代性中的理性差不多一样的境遇，而与现代性除了理性之外，还有另一条人本的大腿不同的是，Communism在实践现实阶段Socialism的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的境遇，这样的境遇带来阴魂不散的问题就是：将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时态，因为这个理念根本的问题是自己带来的，但它无法解决自身，它不得已得必须要求助于一些更高的原理，这必然会超越经验，也就带来了对理念所谓“道路”的异化与主观解释。那么没有办法去验证，没有办法被解释，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立场去质疑，但又必须对它产生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尴尬，就会使这种理念跌入到黑暗和矛盾中去了，我们虽然得悉在某些地方必然隐藏着某种根本性的错误，但他无法被揭示出来，所以作为试金石的实践与经验，也就在此不攻自破了。
至此，可以提出对于DAU系列的整体大故事，亦或只对 《列夫·朗道：退变》而言，实验基地或者说实验城市来还原前苏联的历史作为理念，它无法被揭示出来的根本性错误作为矛盾性的内核，是电影最大的愿望表达，也可以说，DAU系列电影最大的麦格芬在于此：通过完成空间历史建立的外在，来还原时间历史包含的内在。以此立论基础，不难发现，《列夫·朗道：退变》中，无休止的冗长、杂乱、随性、因果逻辑链条不强，甚至松散，无修饰或者能称之为“就那么发生了”的故事情节；视听上手持，不太“讲究”的打光和构图等等自然主义的风范；癫狂有时候有些过火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阐释前文理念的形而上学表现。
2.稍微走下神，让我们回顾下，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构筑的意向性叙事传统伊始，美国传统成就的一项伟大创举，就是把电影中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度量，一个无足轻重的单位载体，在这个载体坐标中，重视逻辑、展现因果，动作催生反映，问话需要回答变成了标准的模式化范本，动作-影像以其下辖范围的诸多最符合人类“常识与经验”的比喻、符号、意识形态乃至情感等，就成为了电影绝大多数的形式。
那么对历史上，社会原因必然存在，却更应该赞扬其意识的意大利人的“新”影像直觉意识而言，新的叙事，即新现实主义在这里展开。例如，战争末期的情境中，罗西里尼电影中片段化的零碎相遇情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战后危机的情境中，德·西卡不再用事件的媒介或世界线来衔接情节，打破封闭叙事（《骑自行车的人》）；同样情景中，罗西里尼镜头中孩童漫无目的、神秘不解的“无意义”城市游荡（《德意志零年》）； 弗朗西斯科·罗西抽空中心，完全散点叙事的亦步亦趋（《龙头之死》）；费里尼如梦似幻复式展开的无限时间（《八部半》）等等。以其拒绝时间只作为载体单位意义的姿态，探求还原时间无限广延的不确定性的意图，掀起动作-影像危机的革命，在这种程度上，还原时间本来的面貌，正是在-反电影-，那种传统“老旧”的电影。
从这个角度再审视《列夫·朗道：退变》，会发现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时间随意性和偶然性：将角色的日常、肢体、行为等事无巨细的捕捉，随性无章法的跳切与时间“偶尔”相会，以纯粹“自然主义”的笔触描绘了DAU城中歌声欢笑，威逼、利诱、背叛，刑讯，审讯，死亡等等，这些松散切片式的影像，组合成为连续的影像时，才注意到它有意识地回避了为人物、事件、情绪甚至是画面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定性的惯用手段和方法，来组成一个充满向未来敞开时间性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式的新萨罗城。影像中可以被定义和定性的部分，被悄悄拆除，不确定性的时间由载体单位变为了表达主体，其-反电影-的意图看似消解了繁琐累赘的概念和符号，朝着无边无际无限广延的时间中奔去。
但其实，DAU系列或《列夫·朗道：退变》其终极悖论也就出现在这： 一个文本在完成后它就是封闭的，它的语境必然也是封闭的， 因为时间的度量在我们看来是以我们自己作为观察者，电影无论是6个小时、60个小时亦或600个小时，它必然受我们所处的观察位置封闭于某点，-反电影-的时间性，其原理是由封闭的文本语境扩展到无限现实语境的广延，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反电影-。DAU系列或《列夫·朗道：退变》中时间无边无际的新萨罗城，在现实语境下有一个最终的封闭，即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那么其实由此也可以看到，其实真正的-反电影-也只是一个幻象，因为新现实主义也同样封闭于意大利战后重建城市，残垣断壁的消失，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但却不妨把-反电影-作为电影的某个终极麦格芬，或许会成为革新电影语言的那块砖。
再回到DAU系列和《列夫·朗道：退变》，按照话语层次区分，数百万美元建造的新萨罗城，当然要算作文本语境，苏联解体前可能真实存在的新萨罗城当然要算作现实语境，其间产生的大故事，是按照现在我们实际看到的电影那样发生的。当然可以设想，在你觉得义愤填膺，受不了这里面歇斯底里或者恐怖阴冷的时候，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完全可以学习昆汀，让一位来自漂亮国的刀枪不入、武力超凡的灯塔队长，瞬间突破国界与区域的限制进入小镇，杀光所有官僚与独裁者，救出无辜的，还有自由意志追求的人们，只要安排的合理，完全可以瞬间引爆影市，赚他个盆满钵满，不过导演其实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某种固执以为文本之语境等同于现实、或者前者一定要服从后者的错误认知随处可见，但只要是电影就是叙事，其间必然存在一个封闭的文本语境，文本语境又必然与现实分离，所谓重合，纯属偶然，这是电影/故事的虚构性所决定的前提。基于这种虚构性/预设性，观众追求的是戏剧性不是“真实”，而导演需要尊重的是文本语境即故事世界的逻辑而非现实，所以，现实语境根本不会影响或决定故事语境，除非导演认为遵循现实有助营造戏剧性情境。
那么真遵循了现实语境的DAU，会因为DAU影响其风格吗？这其实也属于痴人说梦，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之所以要采取纯粹的“自然主义”手持，不甚“讲究”的打光和构图还有剥削式的表演，还是因为如此一来的电影语言就带有了强烈的情感倾向和表意，现实不会设限，这只是导演在严格地自我设限，风格也就由此产生。所以把现实语境的新萨罗城，视为故事必须遵守的语境之一，在语境不同种差的监督下，这个语境/背景显然不会参与到人物行为中去，因为它作为信息，需要交代，就像导演安排了精致的美术细节，表现其作为前提的重要性，且不断的将摄像机摇来摇去把这个背景信息塞进故事又无须解释拖慢叙事进展。之后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随着叙事推进，不同种差语境的功能/序列的不断归并，它和它的存在将逐渐淡化至无，所以最后或许可以提出，《列夫·朗道》 系列和《列夫·朗道：退变》最大的风格，与最大的戏剧性，就是1938年到1968年这30年间苏联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式的新萨罗城风貌。
但最后，我悲哀地预感到，即便可以拿风格与戏剧性当做对主题的解析，恐怕其核心等全系列放出也不一定能真正地揭示真相与真实，真相与真实可能永远埋藏在在了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度里。
1.当对DAU系列，或者只对 《列夫·朗道：退变》DAU. Degeneratsia (2020) 展开批评式的评论时，总是显得不那么容易，从道德、伦理、剥削等等多面角度展开其实都多少有些有力未逮，对于这样的所谓影像实验，我认为或多或少要从比较根源的源头上去找才更合适。
当从根源上追溯Communism这个词的时候，这个从布尔乔亚的血脉中孕育出的反布尔乔亚理念，带着特殊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体系，由马克思、恩格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同赋予了某种无法摆脱的命运，它首先体现为布尔什维克式国家的集体经验必须被这种理念所认可，而不能反驳这种理念，这在这种理念的底层，形成了一种沛然的助推力，然后，是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正常的经验都有赖于这个理念的参与或某种指导，这在这种理念的四周，形成一种超然的保护，在推力与保护的双重作用下，该理念其实就会被推举到一个它看起来隐形，但时刻无所不在的地位，这种超然地位带来的超然属性可以被定义为Socialism的先验性。
但实际上，这种理念的现实应用就会出现和现代性中的理性差不多一样的境遇，而与现代性除了理性之外，还有另一条人本的大腿不同的是，Communism在实践现实阶段Socialism的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的境遇，这样的境遇带来阴魂不散的问题就是：将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时态，因为这个理念根本的问题是自己带来的，但它无法解决自身，它不得已得必须要求助于一些更高的原理，这必然会超越经验，也就带来了对理念所谓“道路”的异化与主观解释。那么没有办法去验证，没有办法被解释，没有办法去理解，也没有立场去质疑，但又必须对它产生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尴尬，就会使这种理念跌入到黑暗和矛盾中去了，我们虽然得悉在某些地方必然隐藏着某种根本性的错误，但他无法被揭示出来，所以作为试金石的实践与经验，也就在此不攻自破了。
至此，可以提出对于DAU系列的整体大故事，亦或只对 《列夫·朗道：退变》而言，实验基地或者说实验城市来还原前苏联的历史作为理念，它无法被揭示出来的根本性错误作为矛盾性的内核，是电影最大的愿望表达，也可以说，DAU系列电影最大的麦格芬在于此：通过完成空间历史建立的外在，来还原时间历史包含的内在。以此立论基础，不难发现，《列夫·朗道：退变》中，无休止的冗长、杂乱、随性、因果逻辑链条不强，甚至松散，无修饰或者能称之为“就那么发生了”的故事情节；视听上手持，不太“讲究”的打光和构图等等自然主义的风范；癫狂有时候有些过火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阐释前文理念的形而上学表现。
2.稍微走下神，让我们回顾下，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构筑的意向性叙事传统伊始，美国传统成就的一项伟大创举，就是把电影中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度量，一个无足轻重的单位载体，在这个载体坐标中，重视逻辑、展现因果，动作催生反映，问话需要回答变成了标准的模式化范本，动作-影像以其下辖范围的诸多最符合人类“常识与经验”的比喻、符号、意识形态乃至情感等，就成为了电影绝大多数的形式。
那么对历史上，社会原因必然存在，却更应该赞扬其意识的意大利人的“新”影像直觉意识而言，新的叙事，即新现实主义在这里展开。例如，战争末期的情境中，罗西里尼电影中片段化的零碎相遇情节（《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战后危机的情境中，德·西卡不再用事件的媒介或世界线来衔接情节，打破封闭叙事（《骑自行车的人》）；同样情景中，罗西里尼镜头中孩童漫无目的、神秘不解的“无意义”城市游荡（《德意志零年》）； 弗朗西斯科·罗西抽空中心，完全散点叙事的亦步亦趋（《龙头之死》）；费里尼如梦似幻复式展开的无限时间（《八部半》）等等。以其拒绝时间只作为载体单位意义的姿态，探求还原时间无限广延的不确定性的意图，掀起动作-影像危机的革命，在这种程度上，还原时间本来的面貌，正是在-反电影-，那种传统“老旧”的电影。
从这个角度再审视《列夫·朗道：退变》，会发现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继承了时间随意性和偶然性：将角色的日常、肢体、行为等事无巨细的捕捉，随性无章法的跳切与时间“偶尔”相会，以纯粹“自然主义”的笔触描绘了DAU城中歌声欢笑，威逼、利诱、背叛，刑讯，审讯，死亡等等，这些松散切片式的影像，组合成为连续的影像时，才注意到它有意识地回避了为人物、事件、情绪甚至是画面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定性的惯用手段和方法，来组成一个充满向未来敞开时间性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式的新萨罗城。影像中可以被定义和定性的部分，被悄悄拆除，不确定性的时间由载体单位变为了表达主体，其-反电影-的意图看似消解了繁琐累赘的概念和符号，朝着无边无际无限广延的时间中奔去。
但其实，DAU系列或《列夫·朗道：退变》其终极悖论也就出现在这： 一个文本在完成后它就是封闭的，它的语境必然也是封闭的， 因为时间的度量在我们看来是以我们自己作为观察者，电影无论是6个小时、60个小时亦或600个小时，它必然受我们所处的观察位置封闭于某点，-反电影-的时间性，其原理是由封闭的文本语境扩展到无限现实语境的广延，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反电影-。DAU系列或《列夫·朗道：退变》中时间无边无际的新萨罗城，在现实语境下有一个最终的封闭，即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那么其实由此也可以看到，其实真正的-反电影-也只是一个幻象，因为新现实主义也同样封闭于意大利战后重建城市，残垣断壁的消失，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但却不妨把-反电影-作为电影的某个终极麦格芬，或许会成为革新电影语言的那块砖。
再回到DAU系列和《列夫·朗道：退变》，按照话语层次区分，数百万美元建造的新萨罗城，当然要算作文本语境，苏联解体前可能真实存在的新萨罗城当然要算作现实语境，其间产生的大故事，是按照现在我们实际看到的电影那样发生的。当然可以设想，在你觉得义愤填膺，受不了这里面歇斯底里或者恐怖阴冷的时候，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完全可以学习昆汀，让一位来自漂亮国的刀枪不入、武力超凡的灯塔队长，瞬间突破国界与区域的限制进入小镇，杀光所有官僚与独裁者，救出无辜的，还有自由意志追求的人们，只要安排的合理，完全可以瞬间引爆影市，赚他个盆满钵满，不过导演其实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某种固执以为文本之语境等同于现实、或者前者一定要服从后者的错误认知随处可见，但只要是电影就是叙事，其间必然存在一个封闭的文本语境，文本语境又必然与现实分离，所谓重合，纯属偶然，这是电影/故事的虚构性所决定的前提。基于这种虚构性/预设性，观众追求的是戏剧性不是“真实”，而导演需要尊重的是文本语境即故事世界的逻辑而非现实，所以，现实语境根本不会影响或决定故事语境，除非导演认为遵循现实有助营造戏剧性情境。
那么真遵循了现实语境的DAU，会因为DAU影响其风格吗？这其实也属于痴人说梦，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之所以要采取纯粹的“自然主义”手持，不甚“讲究”的打光和构图还有剥削式的表演，还是因为如此一来的电影语言就带有了强烈的情感倾向和表意，现实不会设限，这只是导演在严格地自我设限，风格也就由此产生。所以把现实语境的新萨罗城，视为故事必须遵守的语境之一，在语境不同种差的监督下，这个语境/背景显然不会参与到人物行为中去，因为它作为信息，需要交代，就像导演安排了精致的美术细节，表现其作为前提的重要性，且不断的将摄像机摇来摇去把这个背景信息塞进故事又无须解释拖慢叙事进展。之后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随着叙事推进，不同种差语境的功能/序列的不断归并，它和它的存在将逐渐淡化至无，所以最后或许可以提出，《列夫·朗道》 系列和《列夫·朗道：退变》最大的风格，与最大的戏剧性，就是1938年到1968年这30年间苏联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式的新萨罗城风貌。
但最后，我悲哀地预感到，即便可以拿风格与戏剧性当做对主题的解析，恐怕其核心等全系列放出也不一定能真正地揭示真相与真实，真相与真实可能永远埋藏在在了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度里。
列夫·朗道：退变DAU. Degeneratsia(2020)
又名：DAU. 堕落(港) / DAU. Degeneration / ДАУ. Дегенерация / ДАУ. Вырождение
上映日期：2020-02-28(柏林电影节)片长：369分钟
主演：Vladimir Azhippo / Dmitry Kaledin / Olga Shkabarnya / Alexei Blinov / Viktoria Skitskaya / Maksim Martsinkevich / Zoya Popova / Alina Alekseeva / Alexey Trifonov / Kristina Voloschina / Nikita Nekrasov /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 Romeo Castellucci / Adin Steinsaltz / 瓦莱里·切斯普拉诺娃 /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 伊利亚·佩尔米亚科夫 / 编剧：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 Ilya Khrzhanovsky/Ilya Permyak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