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感谢闵瑛美教授的精心组织，让我们一行人能够有机会在韩国文化院地下电影院观看到这部《兹山鱼谱》。这部电影非常好看，环环相扣、演员特别是饰演丁若铨的薛景求非常帅气，我仿佛见到了韩国版的陈道明老师，在看似严肃的题材之下还不时穿插一些欢声笑语，很有效地中和了电影选材所带来的沉重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部电影深刻地告诉我这一点，在观影结束后闵瑛美教授关注到的是师生关系，在豆瓣影评中许多人关注到的是讲述儒学传统下士大夫的自我求解题材的电影应该由中国拍摄或者联想苏东坡，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电影所需要表达的，我认为要想抓住藏匿于影片散漫叙事风格背后的主旨，必须抓住两个字——对比。

电影当中无处不存在对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丁若铨、丁若镛、张昌大对于朱子义理学态度的对比——当新皇即位，丁家三兄弟被奸臣所害，被杀头的被杀头、被流放的被流放，其中丁若铨面对混乱的局势、腐朽的朝廷、腐败的世俗官吏（这些都无不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叙事背景之中），他对固守传统义理学，或者说仅仅从义理学文字表面作理论的阐发感到无力，他深刻地感到光是空谈无法救国，更重要的是无法救自己，无法让自己感到解脱，传统士大夫经世济民的责任感在号召他、令他痛苦，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像三弟一样一心求死吗？不，他没有，他将对朦胧抽象的习人之道的研究转向了对更为踏实务实的现实世界的研究，从而编织成《兹山鱼谱》和《漂流史记》。是啊，在世道艰难、朝政腐败的时候，再恪守传统的义理学研究已经无法救国救民了，甚至除了给自己以内心的安慰没有一点作用，丁若铨转向了，他解脱了，他找到了在混乱浊世让内心以自处的方式。

这里，我一定要着重说一下，丁若铨背离了传统儒学吗？不，根本没有，他只是将传统儒学所赋予给士大夫的崇高责任感以另一种更符合时势的方式践行了出来。正如昌大不理解的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不止有丁若镛所认为的著书立说一种，在不同的情势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家关注的西学东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丁若铨信奉天主教等，我认为都是丁若铨儒学所遭遇困境所做的改造努力，让他变得更务实、更具体，而非囿于理论高地无法下放自己。

接下来说到丁若镛，我认为导演有明里暗里讽刺他那种故作清高、用他徒弟的话说“我师父著书300余本”，那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个乱世，要是著书有用的话天下早就太平了，丁若镛疯狂著书难道没有一点苦闷之情难以释怀，所以逃避到旧纸堆中寻求心灵的自我欺骗的意味在吗？他不就是通过著书立说在被流放的时候还能够在贱民中维护自己两班的尊严和地位吗？哈哈哈哈哈，超级可笑，我对他的观点可能比较极端，我甚至认为丁若镛从本质上来讲和那些贪官污吏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都是把义理学当作工具，从根本上让义理学褪去了修身养性、镜鉴自我的本义，化成了谋取权势金钱、维护自尊心的工具。

当然了，丁若铨的那种明悟很难，因为面对诱惑大家时常都会“浮云遮望眼”，试问自古有几人能够看破功名利禄的诱惑、做到用舍行藏呢？这也是我认为儒学没落的原因，不是儒学不好而是太高，反而会被平庸者利用。

再说到张昌大，这个人很有意思，影片中本来是贱民的昌大苦读义理学，已经是两班的丁若铨却学起了昌大观察到的鱼类知识，这个倒置令人惊奇，也引发人的思考。最后张昌大成功做官了，想要的一切都来了：父亲的认可、入族谱、当官、收到别人的尊敬、不用整日劳作，但是这些是怎么得来的呢——靠的是克扣老百姓，靠的是贪污腐败，你能在这个时代践行义理学吗？不能，如果能的话丁若铨也不会转向了，最后张昌大还是回了黑山岛，追随了丁若铨的脚步。

整部影片我认为关注点不在于儒学的好坏（因为电影没有批判儒学的好坏，庸人利用儒学谋取利益不代表儒学就是腐朽落后的），也不在于师生情谊（这个整个关注点就偏了，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其中最大改编就是张昌大的人物形象，所以导演并不是想要说什么师生情谊，而是借助张昌大形成另一轮对比），而在于告诉我们：内心坚守的信仰从来都不只有自己所认为的那一种践行和实践的方式，顺势而为、用舍行藏，像流水一样随着大潮潮起潮落，不是逆势而为而是顺势而动，当我们无法成为洁白的白鹤的时候，满身污泥也未必就没有意义。摒弃形式的追求，回归本源，走好自己的路，随心所欲不逾矩，愿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心安如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