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10-13
蛛蛛 • 罗生门:残存的温情
“我的周围不知不觉笼罩上了阴沉沉的幽暗，我就在这阴森森的寂静包围中倒了下来，这时有人蹑足走到我身边来，那个人悄悄握住了我胸口上插着的短刀，慢慢抽了出去。”说完这句话，身着白袍的女巫颓然倒下，风呼呼的刮着，披的白色纱巾遮住了她的面容。从她身体里发出的男性嗓音似乎吐露了事情的真相。她的身后，一个和尚和一个似乎穷困潦倒的壮硕的中年男子，脸上都露出了迷惑或者惶恐的神色。
这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的一个片段。在古代的纠察所里，死者借助女巫的嘴说出事情的真相。女巫体内那个男人的声音不断的表演和述说着，试图在观众心目中架构起当时的景象。这是诡异和神秘的景象。女巫的白袍在狂风里飘荡着，红嘴唇时而收缩、时而咧开，急促地送出一个个奇异的字眼。日本女人的浓密的长发随着狂风和她的脚步舞着，随着情节的推进跳着配合的舞蹈。可是当她倒下的时候，剧中的迷团更加难以解开了。
故事其实是简单的。一对夫妇从森林里经过，一阵夏日的凉风吹开女人的面纱，让在路旁歇息的京里大盗多襄丸色心大起，决心要得到这个女子。但当时的他并不想杀死女子的丈夫。于是他尾随这对夫妻，并设下骗局将丈夫骗到僻处绑起来。当他回到那女人身边告诉她她丈夫被毒蛇咬了，女人脸上担忧的神色让他妒火中烧。他把女人也带到男人被捆的地方，当着丈夫的面强暴了女人。在男权极度发展的古代日本社会，女人就面临了选择哪一个男人的问题，故事的疑惑也由这里产生，最后的结果是丈夫被杀死，女人在一座尼姑庵里被发现，而多襄丸也因为喝溪水中毒被发现而送上了公堂。
电影里其实是包含了双重叙述者。第一层是在罗生门的破庙里，那个愁苦又壮硕的中年男子。他的叙述里又包括了在公堂上女人、多襄丸、以及女巫代表的死者的叙述。就在这几个主角的讲述中，电影的主题得以凸现。每个人所描摹的真相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讲述时候的表情都是那么真挚，让人不可怀疑。
首先是多襄丸。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十分的纯粹而没有心机。从后来中年男子的讲述中，他央求女人跟他去做他“浑家”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这个人呐，便是起了恶念，便顺着恶念干下去的人。”这是一种质朴的生活理念，他的灵魂中没有善恶的划分，从他自己的理解来看恐怕就是全恶。但正是这种纯粹的恶，让他不需要理会善恶的抉择，因为灵魂中不存在善的成分让他选择。这样的人，这样的活法，似乎比那些知晓了什么是善却仍旧作恶的人更容易得到原谅，而且可以设想，在他彻底的受到善的教化后，他会比其他人更加易于得到改变。人人都是一张纸，个性中有善有恶的人就好比纸上已经有各种颜色，纸上完全是白的没有一点颜色的人，也就是纯善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只要在社会里生存，为了获取必须的利益就必定会被恶所沾染。其实纯恶的人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为同样生活在社会中也必然我接触到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就连多襄丸，在中年男子的讲述中，也知道在女人请求他去杀掉自己丈夫时让丈夫来给予这样一妻子处罚，这就是社会的印记。纯恶的人如果存在的话，就如同一张纯黑的纸张，同样可以作画，或者将其全部涂成白色，也是可行的。
多襄丸在讲述时，不断的强调他其实是不想杀丈夫的。首先是那个女人央求他，“不是你死，就是我丈夫死，你们必须有人要死，当着两个男人面出丑，比死还难受，我会跟活下去的那个人走。”于是他送开了男人的捆绑。其次，他再强调的一点是，“即使要杀那汉子，我也决不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杀他。那汉子也确有杀法，我们足足斗了二十三个回合，光这一点我心里还佩服他，凡是和我交锋，能斗上二十回合的，天底下也只有那汉子一个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强暴女人时，女人并没有过分的挣扎，后来甚至伸出手来抱出了他。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强迫女人这样做的，这就又减轻了他强暴的过错，而且还侧面表现了他的个人魅力。无疑，这个时候，他嘴里描述的自己无疑成了一个理想的被崇敬的侠盗，风流而不失豪气，光明磊落。从电影的初衷和表达的理念来看，这恐怕是他的臆想罢了。真相被他自然的隐藏了，他的述说在拼命减轻自己的罪恶，虽然他承认了自己杀死了那个丈夫，但那也是他为了成就自己的坦白名声的举动。正如他所说，早晚头也会被悬在高干之上。
第二个是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了古代最标准的模板妇人。柔弱，对于强暴不能反抗，但是心里却坚贞不渝。多襄丸似乎是个疯子，发泄之后不管不顾留下他们夫妻的难题就大笑着跑了。被强暴之后她想要靠近丈夫，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丈夫给予的只是鄙视的眼神。“到如今我一想到那副眼神，还觉得浑身的血像要凝冻似的，在他眼睛里闪着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只是鄙视我的冷酷光芒。”她什么都做不了，似乎被多襄丸玩弄过后她就成了一个旁观者。丈夫鄙视他，甚至不肯去杀死她。她晕倒了，醒来之后就丈夫就被人在胸前插上了匕首。她就是日本女子受到的教育中那种最顺从，永远没有自我跟在男人身后的物品。这是她为自己打造的形象。没有错误，一切都无能为力。她是最悲情，最容易得到怜惜的任人摆布的最终受害者。一切都是男人的错误。多襄丸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玩过丢下她就跑了，而他的丈夫对她也没有任何同情，只是鄙视。她什么都不能做，不知道丈夫是被谁杀死，不知道昏迷的自己怎么会到了水边，甚至自杀都没能成功。她把过错罪恶完全撇清了。
还可以看出的一点是，从她的讲述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点女性意识的苗头。她虽然把自己刻画成了最理想的传统女性，但她不自觉的把过错完全推给了男人，男人是罪恶的源头，她一直是无辜的。她没有提到过爱情，后来死者的叙述也没有提到两人之间的爱情，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电影并没有做过多的强调。在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里，也许对男人的憎恶早就种在她的潜意识里了。但是这种意识十分微弱，还不能推翻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留下标准女性形象。
第三个是死者，是借女巫之口说话的，但叙述的效果没有打一点折扣。他描述的女人是邪恶的，整件事情都是由这“贱人”而起。“我当时想，但凭这句话，也就可以饶恕那强盗的罪了。”这句话是丈夫在女人要求多襄丸杀了她丈夫，而多襄丸十分诧异和愤怒，转而询问丈夫应该如何处置这女人后说的。仅凭这点，就可以断定这丈夫是一个在古代最寻常的男性中心主义者，是千百年来男权社会的产品。他认为自己对女人是仁慈的，没有要求多襄丸杀死她，但女人就是“贱人”。他没有丝毫考虑女人被强暴后可能的遭遇，似乎认为男人就可以像处置奴隶一般天经地义的处死女人。他和女人组成的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婚姻，在亚洲似乎都是如此。他将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女人身上，而自己是自杀的，并没有强调多襄丸在这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刚开始叙述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我那美貌的妻子”，在他的头脑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红颜祸水的概念。他对女人的不屑是与生俱来的。这与女人对男人的憎恶似乎相辅相成。
三位在公堂上的陈述都结束了，案情愈加扑朔迷离。这时最直接的叙述者，那个中年男子对破庙里的听众讲起了他的所见。在这里，女人爆发了，女人不再是柔弱的，也不是邪恶的，终于作为一个有自我的个体开始了控诉。他的述说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是他对女人的关注，“你要是我汉子，为什么不杀了这汉子？”中年男子其实看出了女人的惶恐无助，她害怕，怕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要她这样的“贱人”。在他的眼里女人是值得怜惜的，相对与男人来说，她是无辜的。两个男人是同样卑劣的，作为一个男性，他之所以以这样的视角叙述，是因为他在生活中的不得志。极端的穷困让他羡慕甚至嫉妒同是男人但却完全不同命运的多襄丸和女人的丈夫，但是那样的命运是他无法得到的，于是他的心态转为病态的蔑视。他在挑剔这两个男人的缺陷，他认为他们除了拥有惬意的生活外都是懦弱、自私、粗暴的人，他借着女人之口教训了他们。他之所以关注女人，是为了把自己放到比那两个男人更高的位置上。
所有人的讲述完成之后，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以相对明显的角度被揭示。影片中的聆听者是一个关键的角色。主题一次次的被他提到。“人这种东西么，对自己本身都不肯坦白的东西多着呢。”从这里看来，似乎故事中叙述者们并没有刻意的撒谎，他们似乎连自己的心都蒙骗了，自然而然的讲出了自己认为的真相。人性的懦弱就从这里得以凸显。对于损害到自身的东西，我们本能的就将其屏蔽掉了，根本不用经过大脑的选择。而这种屏蔽一定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无庸置疑。这种利益，既是现实中的，又是满足自我的。比如多襄丸的风流侠盗，女人的标准妇人、丈夫的可以对妻子掌握生杀大权的大丈夫形象、还有中年男人从女人嘴里说出的理想男人。这些都是他们深藏在心中的渴望，通过这一次的叙述，得到了满足。
聆听者似乎是一个对人世看得相当透彻的入世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豁达的纯恶之人，他深信人不可信任，连弃婴御寒的衣物都要扒走。在场的和尚陷入了相当大的痛苦之中，“可是，像方才这样的可怕事儿，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在当时罗生门的破庙中，三个人代表了人的三种简单分类。善，恶，中间。那个聆听者离开了，始终都带着恶。而和尚是柔弱的善者，对于世风日下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中间的那位中年男子摇摆不定，他苦恼也正是这个不知归向哪边的问题。他从死者身上取走了那把“值几文钱”的短刀，但是被聆听者揭穿时并没有否认，由此可知他还是彷徨的。最后他选择将那弃婴抱回家抚养，似乎可以看做他选择了善皈依。这也可以说是导演对世间残存的一点点温情所抱有的希望吧。
这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的一个片段。在古代的纠察所里，死者借助女巫的嘴说出事情的真相。女巫体内那个男人的声音不断的表演和述说着，试图在观众心目中架构起当时的景象。这是诡异和神秘的景象。女巫的白袍在狂风里飘荡着，红嘴唇时而收缩、时而咧开，急促地送出一个个奇异的字眼。日本女人的浓密的长发随着狂风和她的脚步舞着，随着情节的推进跳着配合的舞蹈。可是当她倒下的时候，剧中的迷团更加难以解开了。
故事其实是简单的。一对夫妇从森林里经过，一阵夏日的凉风吹开女人的面纱，让在路旁歇息的京里大盗多襄丸色心大起，决心要得到这个女子。但当时的他并不想杀死女子的丈夫。于是他尾随这对夫妻，并设下骗局将丈夫骗到僻处绑起来。当他回到那女人身边告诉她她丈夫被毒蛇咬了，女人脸上担忧的神色让他妒火中烧。他把女人也带到男人被捆的地方，当着丈夫的面强暴了女人。在男权极度发展的古代日本社会，女人就面临了选择哪一个男人的问题，故事的疑惑也由这里产生，最后的结果是丈夫被杀死，女人在一座尼姑庵里被发现，而多襄丸也因为喝溪水中毒被发现而送上了公堂。
电影里其实是包含了双重叙述者。第一层是在罗生门的破庙里，那个愁苦又壮硕的中年男子。他的叙述里又包括了在公堂上女人、多襄丸、以及女巫代表的死者的叙述。就在这几个主角的讲述中，电影的主题得以凸现。每个人所描摹的真相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讲述时候的表情都是那么真挚，让人不可怀疑。
首先是多襄丸。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十分的纯粹而没有心机。从后来中年男子的讲述中，他央求女人跟他去做他“浑家”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这个人呐，便是起了恶念，便顺着恶念干下去的人。”这是一种质朴的生活理念，他的灵魂中没有善恶的划分，从他自己的理解来看恐怕就是全恶。但正是这种纯粹的恶，让他不需要理会善恶的抉择，因为灵魂中不存在善的成分让他选择。这样的人，这样的活法，似乎比那些知晓了什么是善却仍旧作恶的人更容易得到原谅，而且可以设想，在他彻底的受到善的教化后，他会比其他人更加易于得到改变。人人都是一张纸，个性中有善有恶的人就好比纸上已经有各种颜色，纸上完全是白的没有一点颜色的人，也就是纯善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只要在社会里生存，为了获取必须的利益就必定会被恶所沾染。其实纯恶的人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为同样生活在社会中也必然我接触到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就连多襄丸，在中年男子的讲述中，也知道在女人请求他去杀掉自己丈夫时让丈夫来给予这样一妻子处罚，这就是社会的印记。纯恶的人如果存在的话，就如同一张纯黑的纸张，同样可以作画，或者将其全部涂成白色，也是可行的。
多襄丸在讲述时，不断的强调他其实是不想杀丈夫的。首先是那个女人央求他，“不是你死，就是我丈夫死，你们必须有人要死，当着两个男人面出丑，比死还难受，我会跟活下去的那个人走。”于是他送开了男人的捆绑。其次，他再强调的一点是，“即使要杀那汉子，我也决不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杀他。那汉子也确有杀法，我们足足斗了二十三个回合，光这一点我心里还佩服他，凡是和我交锋，能斗上二十回合的，天底下也只有那汉子一个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强暴女人时，女人并没有过分的挣扎，后来甚至伸出手来抱出了他。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强迫女人这样做的，这就又减轻了他强暴的过错，而且还侧面表现了他的个人魅力。无疑，这个时候，他嘴里描述的自己无疑成了一个理想的被崇敬的侠盗，风流而不失豪气，光明磊落。从电影的初衷和表达的理念来看，这恐怕是他的臆想罢了。真相被他自然的隐藏了，他的述说在拼命减轻自己的罪恶，虽然他承认了自己杀死了那个丈夫，但那也是他为了成就自己的坦白名声的举动。正如他所说，早晚头也会被悬在高干之上。
第二个是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了古代最标准的模板妇人。柔弱，对于强暴不能反抗，但是心里却坚贞不渝。多襄丸似乎是个疯子，发泄之后不管不顾留下他们夫妻的难题就大笑着跑了。被强暴之后她想要靠近丈夫，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丈夫给予的只是鄙视的眼神。“到如今我一想到那副眼神，还觉得浑身的血像要凝冻似的，在他眼睛里闪着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只是鄙视我的冷酷光芒。”她什么都做不了，似乎被多襄丸玩弄过后她就成了一个旁观者。丈夫鄙视他，甚至不肯去杀死她。她晕倒了，醒来之后就丈夫就被人在胸前插上了匕首。她就是日本女子受到的教育中那种最顺从，永远没有自我跟在男人身后的物品。这是她为自己打造的形象。没有错误，一切都无能为力。她是最悲情，最容易得到怜惜的任人摆布的最终受害者。一切都是男人的错误。多襄丸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玩过丢下她就跑了，而他的丈夫对她也没有任何同情，只是鄙视。她什么都不能做，不知道丈夫是被谁杀死，不知道昏迷的自己怎么会到了水边，甚至自杀都没能成功。她把过错罪恶完全撇清了。
还可以看出的一点是，从她的讲述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点女性意识的苗头。她虽然把自己刻画成了最理想的传统女性，但她不自觉的把过错完全推给了男人，男人是罪恶的源头，她一直是无辜的。她没有提到过爱情，后来死者的叙述也没有提到两人之间的爱情，这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电影并没有做过多的强调。在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里，也许对男人的憎恶早就种在她的潜意识里了。但是这种意识十分微弱，还不能推翻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留下标准女性形象。
第三个是死者，是借女巫之口说话的，但叙述的效果没有打一点折扣。他描述的女人是邪恶的，整件事情都是由这“贱人”而起。“我当时想，但凭这句话，也就可以饶恕那强盗的罪了。”这句话是丈夫在女人要求多襄丸杀了她丈夫，而多襄丸十分诧异和愤怒，转而询问丈夫应该如何处置这女人后说的。仅凭这点，就可以断定这丈夫是一个在古代最寻常的男性中心主义者，是千百年来男权社会的产品。他认为自己对女人是仁慈的，没有要求多襄丸杀死她，但女人就是“贱人”。他没有丝毫考虑女人被强暴后可能的遭遇，似乎认为男人就可以像处置奴隶一般天经地义的处死女人。他和女人组成的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婚姻，在亚洲似乎都是如此。他将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女人身上，而自己是自杀的，并没有强调多襄丸在这件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刚开始叙述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我那美貌的妻子”，在他的头脑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红颜祸水的概念。他对女人的不屑是与生俱来的。这与女人对男人的憎恶似乎相辅相成。
三位在公堂上的陈述都结束了，案情愈加扑朔迷离。这时最直接的叙述者，那个中年男子对破庙里的听众讲起了他的所见。在这里，女人爆发了，女人不再是柔弱的，也不是邪恶的，终于作为一个有自我的个体开始了控诉。他的述说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是他对女人的关注，“你要是我汉子，为什么不杀了这汉子？”中年男子其实看出了女人的惶恐无助，她害怕，怕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要她这样的“贱人”。在他的眼里女人是值得怜惜的，相对与男人来说，她是无辜的。两个男人是同样卑劣的，作为一个男性，他之所以以这样的视角叙述，是因为他在生活中的不得志。极端的穷困让他羡慕甚至嫉妒同是男人但却完全不同命运的多襄丸和女人的丈夫，但是那样的命运是他无法得到的，于是他的心态转为病态的蔑视。他在挑剔这两个男人的缺陷，他认为他们除了拥有惬意的生活外都是懦弱、自私、粗暴的人，他借着女人之口教训了他们。他之所以关注女人，是为了把自己放到比那两个男人更高的位置上。
所有人的讲述完成之后，导演想要表达的主题以相对明显的角度被揭示。影片中的聆听者是一个关键的角色。主题一次次的被他提到。“人这种东西么，对自己本身都不肯坦白的东西多着呢。”从这里看来，似乎故事中叙述者们并没有刻意的撒谎，他们似乎连自己的心都蒙骗了，自然而然的讲出了自己认为的真相。人性的懦弱就从这里得以凸显。对于损害到自身的东西，我们本能的就将其屏蔽掉了，根本不用经过大脑的选择。而这种屏蔽一定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无庸置疑。这种利益，既是现实中的，又是满足自我的。比如多襄丸的风流侠盗，女人的标准妇人、丈夫的可以对妻子掌握生杀大权的大丈夫形象、还有中年男人从女人嘴里说出的理想男人。这些都是他们深藏在心中的渴望，通过这一次的叙述，得到了满足。
聆听者似乎是一个对人世看得相当透彻的入世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豁达的纯恶之人，他深信人不可信任，连弃婴御寒的衣物都要扒走。在场的和尚陷入了相当大的痛苦之中，“可是，像方才这样的可怕事儿，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呢。”在当时罗生门的破庙中，三个人代表了人的三种简单分类。善，恶，中间。那个聆听者离开了，始终都带着恶。而和尚是柔弱的善者，对于世风日下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中间的那位中年男子摇摆不定，他苦恼也正是这个不知归向哪边的问题。他从死者身上取走了那把“值几文钱”的短刀，但是被聆听者揭穿时并没有否认，由此可知他还是彷徨的。最后他选择将那弃婴抱回家抚养，似乎可以看做他选择了善皈依。这也可以说是导演对世间残存的一点点温情所抱有的希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