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7-26
VCD影促会 • 蓝:我将一束翠雀放在你墓前，蓝
《蓝》（1993）是导演德里克·贾曼的辞世遗作，记录了他罹患艾滋病后的最后岁月。VCD娘对全文进行了编译，谨以此篇文章纪念德里克·贾曼。
噢，让蓝色涌入：
纪念德里克·贾曼的《蓝》
作者：Rebecca J.Arthur
面对面
1993年，几近失明的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在接受杰里米·艾萨克斯采访时说，到他离世的那一天，他想带着所有的作品一起人间蒸发，以做到“完全地消失”。BBC的“面对面”系列访谈节目中，贾曼把《蓝》这部即将成为绝笔之作的电影，描述为对伊夫·克莱因的一种致敬，以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自画像。整部电影没有任何图像，但贾曼以及其他人（奈杰尔·特里，约翰·昆汀和蒂尔达·斯温顿）关于其病痛生活的独白，将活力注入空无一物的画面；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丰盈而颤动着的蓝色画面——艾萨克斯曾经对这一作品方案忍不住发问，“你说‘一部空白的蓝色电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986年12月，早在贾曼的HIV病毒检测呈阳性前，就已经处在不断使用蓝色调的创作时期。但绝不是随便什么蓝色都可以，而一定要是国际克莱因蓝（IKB）。克莱因（Klein）以使用群青、粉或金色创作的单色作品而闻名，他对于生命的话题曾有一句幽蓝的名言：“起初，空无一物；继而，虚空变得深刻；再之后，深刻变成蓝色。”贾曼的地平线之蓝或嘴唇之蓝的灵感，亦像克莱因一样，源自蓝色的悖论：蓝色，是非物质性、电、与核武器的颜色——克莱因的时代充斥着对原子能毁灭性的恐惧感，也体现为对一切毒药和毒素的恐惧感。蓝色，又是神秘主义，灵性和超然的颜色，它代表着天堂和大海的色彩、浩瀚、与未知。
据闻贾曼是在1974年的伦敦泰特美术馆看到克莱因的作品IKB 79（1959）时，首次接触了克莱因蓝。后者作品的崇高品性触动了贾曼。他想在影像中重现这种蓝色，将克莱因的蓝的精粹定格在电影胶片上，由此作为对他的致敬。这是贾曼念念不忘将近二十年的想法。他一边为电影寻找资金支持，一边把蓝色的草图和笔记铺满素描书和记事本。为了获得支持，他甚至创作了现场性的口述表演——他用达达主义的方式列出各种蓝色的事物：“蓝色头盔，蓝色电影，蓝鲸，蓝色故事，蓝色诗歌……”然而，随着贾曼的疾病恶化，他对克莱因蓝的逐梦创作之旅也戛然转向。最终，他对克莱因蓝的致敬变成了他自己最后的蓝色挽歌。贾曼于1994年2月19日去世，终年52岁。
色彩是人的缺席
《蓝》1993年上映，在威尼斯和爱丁堡电影节展映后，又在电视和电台同步联播。BBC与Channel 4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合作：Channel 4放送无声的蓝色电影胶片，同时间BBC第三台放送电影的立体声原声。贾曼在“面对面”中说起《蓝》的这次放送时，开玩笑说这片子很可能只能上深夜档。然而这部电影实际上深受电视台的支持。该片很大一部分资金正是由Channel 4筹得的，放送档期就更不必说，是安排在了黄金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Channel 4电视台的责任编辑阿兰·冯坦严禁本作播映时插播任何商业广告——《蓝》必须是完整的76分钟，中间不能被打断。广播公司甚至预先在电视指南和报纸上发布公告和文章，让观众收看这部空白的蓝色电影时有所心理准备。没有电视的观众可以向Radio 3要一张特制的蓝色卡片，就像是把电影截帧的明信片拿在手中。如此，观众就可以一边端详手中天青石般的蓝色卡片，一边随着电台播出的台词和声音的质感冥想。
面对有限性，贾曼选择了代表无限的颜色，使‘无限’可以在各种媒介上复制、甚至连带着他自己的生与死一同复活。约翰·温恩(John Winn)引人深思的《表演死亡：德里克·贾曼的中间蓝调》一文，针对《蓝》的“跨介质表演性”谈到贾曼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伊始，就已经赋予了它跨介质性：他使胶片成为了隐喻死亡的载体，成为因疾病而日渐衰竭的肉体的体现。胶片被刮花、被破坏并且最终被使用得破旧不堪。转入数字媒介时，它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再生，随着脉动的频率和震颤的电子而重获新生；他使影像成为更自主的声音作品、表演和文本。温恩写道，“唯有先重新思考《蓝》的媒介特殊性，才可以理解这一作品本身在多重意义上的身体性——不仅仅是关乎贾曼自己的躯体，还有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万千躯体，甚至于也是在荧幕前共同经历这一体验的躯体的集合。”换言之，当一个观者沐浴在这蓝光之下乃至被它迷乱双眼时，就已经进入了一种《蓝》以及《蓝》当中的失去之痛的共同体验。
温恩继续引用了德勒兹（Giles Deleuze）和迦塔利（Félix Guattari）的表述，“色彩代表着人的缺席，那已经逝去并化为色彩本身的人”。这一引用取自二人在《什么是哲学》中对伊夫·克莱因和他的单色作品的思考。他们指出，蓝色“代表着无限，并将规则转变为'普遍感应'”。这种感应，正是贾曼想要在影像中捕捉的。温恩指出，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分析提到“颜色匀称一致的区域之所以会发生震动、收紧或开裂的视效，是因为它承受着一些见首不见尾的力”，也“使不可见的力量得以呈现”。庞大色块的空间开阔感，令我们作为观者能够游走其中。这蓝色引发了我们说的全域效应(Ganzfeld effect)，即：当人被彻底屏蔽了视觉感官时，反而开始看到东西。因而克莱因在他的画作中废除了线条和图案，选择了纯粹的抽象，贾曼也是如此。用屏幕取代画布，贾曼的《蓝》因每个观者自身的投射而富有生机。色彩的纯粹及其唤起真实体验的力量，使观者也得以在空无一人的影像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万古......万古......
“无处不在，蓝色即是所见！永远......永远......”
克莱因说，他被蓝色所吸引，一如被海洋和天空所吸引；它们与地球相关联，是自然界中最抽象的事物：不可能被抓住，亦没有维度。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她的著作《迷失方向指南》中写道：“世界在它的边缘和深处是蓝色的。这蓝色是一种已经遗失的光。”她解释说，我们之所以会将透明事物看成蓝色，是由于光在穿过它们时已经破碎发散。
2018年，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的一家独立电影合作社，独影(Monokino)，在《蓝》的25周年纪念日向坐在海滩上面对地平线的观众仅仅播放了《蓝》的音轨。观众们面对着北海上方和比利时天空逐渐消逝的光线，投射他们的幻觉。被移动到水边的影院（或电台）将海景视为克莱因蓝的绝佳替代品：浩瀚的，炫目的，振荡的，不息的，动态的，隐去细节，充满可能性。在那里，贾曼的生命从影像和尘世的纬度中释放出来，化身水滴，从他的药水、药片和命运中滑走。他是不可见的，他飞起来又潜入水中，又在蓝色音景中飞升。
在《蓝》中，贾曼因为接受了自己失明的命运而获得解脱，但同时又因希望而踏实。作为观者，我们投身于蓝色的遐想。蓝色诗意的狂风吹鼓了我们的船帆，行驶其中是如此地流畅，以至于我们尽可以闭上眼睛。虽然，不时地，我们还会在贾曼医院笔记和声音中撞上现实的礁石。贾曼残酷的坦诚和敏锐重重地击中我们，他那蓝色夹杂黑色的幽默以及顺从了疾病的后见之明，在每个观者心里留下又青又黑的瘀痕。
蓝胡子的死神
贾曼的《蓝》是一部影像、声音的巨作，亦是一部文学的壮举。为了表达自己的忧郁之蓝，贾曼把自己浸泡在引经据典的烈酒之海中，呼唤古希腊的神话、圣经人物和文学巨匠。他很善于拿捏后现代散文的形式，在诗节中好好用了一把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语汇，以碎片化的散文和层层叠叠的声效，再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他诵读伟大超验主义者威廉·布莱克创作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名句，后者还启迪了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知觉之门》。《知觉之门》又启发大门乐队（The Doors）写出：“如果感知的门被打开，那事物原本的模样将尽显。”——号召人们敞开心扉，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布莱克指出，所谓“事物本身的样子”就是“无限”。贾曼在这里做了省略，但把这一概念贯穿了整个电影，将蓝色作为他的“无限”的象征。他说，“蓝色是人类沐浴的普遍的爱，它是地球生物的天堂。”贾曼所写的这种普遍的爱，是对所有男女的爱，再没有人类的残忍和不仁，没有偏见和盲目。蓝色，是他对这种无限的、无所不包的爱的隐喻。
蓝色关乎自我意识，亦同样关乎人性。这不仅仅关乎贾曼自己与疾病的抗争，也关乎他身边的那些总在经历失去和不幸的人。他提到的Rita，指的是圣妇丽塔（Saint Rita of Cascia），她是所有遭受了非人虐待的无望的妻子和寡妇们的守护神。终其一生，贾曼失去了许多至爱之人，“大卫，霍华德，格雷厄姆，特里，保罗......”，他眼看着他们被疾病所压垮：
“大卫从滑铁卢的火车上惊慌失措地跑回家，在那天夜里带着筋疲力尽和神智不清的躯体走向死亡。特里在难以自禁的泪水中含糊不清地念着。其他的生命，像花朵被长着蓝色胡须的死神用镰刀割下一般，褪去生命，随着生命之水的退去而干涸。霍华德慢慢地变成毫无生机的石头，日复一日地僵化，他的思绪被囚禁在一个混凝土堡垒中，直到我们只能在电话上那端听到他的呻吟。”
这些画面呼应着由声音构建的广袤的蓝色声谱世界，在空荡荡的屏幕上自然地浮现，它们仅仅是贾曼强大的画面表现力的个别例子。这些朋友们的肖像在屏幕上再生，从蓝色中出现，然后又如此迅速地消失。在他们形象的来去之中，贾曼抓住了人类对逐渐逼近的死亡的复杂反应。看着至爱之人在身边死去，是一种诅咒般的无法参透之痛。疾病使受难者被疏离于健康的人，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社群的诞生：一种共同的对患者及其家人的同情，使他们成为“别处的公民”。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作为隐喻》的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她注意到 “疾病是生活的夜晚一面，代表着更加繁重的公民身份。”
疾病的隐喻
在贾曼与艾滋病的斗争中，他与蓝色的邂逅不仅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探寻存在主义问题、超越和试图理解天堂，同时也在肉体层面上。他的视力受到病毒感染和药物的严重影响。他的世界逐渐没入了晦暗的树脂的颜色中，就像失去了任何画面的氰版相片。他逐渐只能看到一些蓝色。贾曼在《蓝》中做了选择，他勇敢地站在观者面前，在这部没有人物或图像的电影里引导观者看到未知，看到一部关于他衰竭的生命的电影，用“逐渐闭上的双眼”分享他对自己不可见的世界的反思。
在许多采访中，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去除一切动态图像，贾曼回答说，HIV或艾滋原本就是没有图像的——它不可见，只无声地在夜晚悄然进入。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途径，来表达他面对疾病的每一个面貌：抗争，勇气，绝望，希望，愤怒，幽默，骄傲，谦卑，以及最重要的——人性。在《蓝》中，他问道：“我们（艾滋病病人及病毒携带者）是如何被感知的？如果我们终究能被感知到的话”，“毕竟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可见的”。
不同于他在“面对面”访谈中所说的，贾曼并不是真的希望这项工作像雾或蒸汽一样蒸发。作为维护同性恋权益的发声者，HIV/AIDS的活动家，他知道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当贾曼被诊断出艾滋病时，他生活在英国的塞彻莱特。塞彻莱特阻止艾滋病宣传活动，并出于担心扰乱“家庭价值观”和促进“高风险性行为”的立场，禁止艾滋病防范知识的传播。如此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文化中对患病者的冷漠，以及同性恋群体对自身感到羞耻的氛围。在贾曼的电影生涯中，他通过创造积极的、去羞耻化的同性恋形象来反抗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在这个把他的生命前25年的性行为判定为非法的社会，他进一步揭露了人们的恐同心理。带着艾滋病活着，或者像他经常讽刺的那样，“带着艾滋病慢慢死去”，赋予了贾曼责任将疾病记录下来，并将之与他人联系起来。
艾滋病及其毁灭性，需要的是外界作出最简单但也最激进的一种回应。从人道主义层面，最迫切的需求仅仅是同情心：对一个受苦的人类同胞最基本的共情。艾滋病的蔓延恰巧是与新自由主义上升发展的同一时期，然而自由的头脑却对艾滋病理解甚少甚至充满敌意。在尝试拍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时，贾曼深知他必须向内拍摄才能向外表达。为了让个人感受获得普遍性，蓝色成为了他对疾病的隐喻，这是一种超越疾病自身的隐喻。在蓝色中，贾曼同时也记录了我们——他的观者，通过盲化的视觉以警觉我们的感官，打开我们的知觉之门。
翠雀和蓝
贾曼预言道：“终有一天，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生命会如云般逝去……我们的时间原本就是如影飞逝。”不同于他庄严的预言，也不同于他自我贬低式的自嘲，《蓝》在电影和电影观众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并且被认为是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电视和广播事件。随着《蓝》的放映，贾曼幻想穿过伦敦的街道，看到所有人家电视机一同发出的蓝色光晕。他并不是真的希望《蓝》只能在深夜向小众的观众群体放映，他想要劫持每一家的屏幕！他希望在艺术人群、艺术影院以及他自己的社群之外看到《蓝》，他希望这个蓝眼睛男孩的故事成为一个日常故事：被倾听，被人看到，并且永远不必为此感到抱歉。
在BBC对贾曼的未经剪辑的采访中，艾萨克斯说：“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几乎从一无所有做到这么多。”贾曼确实是DIY电影中的佼佼者。他的电影敢于着色，揭露，批评，嘲弄和赞美生活。通过他的绝笔，我们可以认为是电影创作给了他驱动力与鼓舞，与朋友们一起拍摄影像则给予他力量。他从不执着于维持某种风格，但在同时始终拒绝先锋，实验或地下等定义，他大胆地通过电影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性取向，民族传统，对语言的热爱以及浮夸和戏剧化的图像；也大胆地把作品送到电视屏幕上，送到电台中去，送到影院中去。他以极低预算和高昂的雄心壮志拍摄和推广着自己的作品。《蓝》得以尽可能广泛地在空中飘摇扩散，永远不会被掩埋于地下。
在《蓝》走向黑暗的结尾之前，贾曼在一座墓前放下了一束蓝色的翠雀。深蓝色的牧场花翠雀，与黄色的毛茛有着相近的基因，它们都是用来纪念至爱之人的花朵。在此，纪念贾曼和他最后的作品：“我将一束翠雀放在你的墓前，蓝。”
*本文原载于Sabzian，发布已得到作者授权。感谢作者Rebecca Jane Arthur。以及Pepa De Maesschalck对于发布的支持。
原文链接：https://sabzian.be/article/o-blue-come-in
噢，让蓝色涌入：
纪念德里克·贾曼的《蓝》
作者：Rebecca J.Arthur
面对面
1993年，几近失明的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在接受杰里米·艾萨克斯采访时说，到他离世的那一天，他想带着所有的作品一起人间蒸发，以做到“完全地消失”。BBC的“面对面”系列访谈节目中，贾曼把《蓝》这部即将成为绝笔之作的电影，描述为对伊夫·克莱因的一种致敬，以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自画像。整部电影没有任何图像，但贾曼以及其他人（奈杰尔·特里，约翰·昆汀和蒂尔达·斯温顿）关于其病痛生活的独白，将活力注入空无一物的画面；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丰盈而颤动着的蓝色画面——艾萨克斯曾经对这一作品方案忍不住发问，“你说‘一部空白的蓝色电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986年12月，早在贾曼的HIV病毒检测呈阳性前，就已经处在不断使用蓝色调的创作时期。但绝不是随便什么蓝色都可以，而一定要是国际克莱因蓝（IKB）。克莱因（Klein）以使用群青、粉或金色创作的单色作品而闻名，他对于生命的话题曾有一句幽蓝的名言：“起初，空无一物；继而，虚空变得深刻；再之后，深刻变成蓝色。”贾曼的地平线之蓝或嘴唇之蓝的灵感，亦像克莱因一样，源自蓝色的悖论：蓝色，是非物质性、电、与核武器的颜色——克莱因的时代充斥着对原子能毁灭性的恐惧感，也体现为对一切毒药和毒素的恐惧感。蓝色，又是神秘主义，灵性和超然的颜色，它代表着天堂和大海的色彩、浩瀚、与未知。
据闻贾曼是在1974年的伦敦泰特美术馆看到克莱因的作品IKB 79（1959）时，首次接触了克莱因蓝。后者作品的崇高品性触动了贾曼。他想在影像中重现这种蓝色，将克莱因的蓝的精粹定格在电影胶片上，由此作为对他的致敬。这是贾曼念念不忘将近二十年的想法。他一边为电影寻找资金支持，一边把蓝色的草图和笔记铺满素描书和记事本。为了获得支持，他甚至创作了现场性的口述表演——他用达达主义的方式列出各种蓝色的事物：“蓝色头盔，蓝色电影，蓝鲸，蓝色故事，蓝色诗歌……”然而，随着贾曼的疾病恶化，他对克莱因蓝的逐梦创作之旅也戛然转向。最终，他对克莱因蓝的致敬变成了他自己最后的蓝色挽歌。贾曼于1994年2月19日去世，终年52岁。
色彩是人的缺席
《蓝》1993年上映，在威尼斯和爱丁堡电影节展映后，又在电视和电台同步联播。BBC与Channel 4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合作：Channel 4放送无声的蓝色电影胶片，同时间BBC第三台放送电影的立体声原声。贾曼在“面对面”中说起《蓝》的这次放送时，开玩笑说这片子很可能只能上深夜档。然而这部电影实际上深受电视台的支持。该片很大一部分资金正是由Channel 4筹得的，放送档期就更不必说，是安排在了黄金档。值得一提的是，当时Channel 4电视台的责任编辑阿兰·冯坦严禁本作播映时插播任何商业广告——《蓝》必须是完整的76分钟，中间不能被打断。广播公司甚至预先在电视指南和报纸上发布公告和文章，让观众收看这部空白的蓝色电影时有所心理准备。没有电视的观众可以向Radio 3要一张特制的蓝色卡片，就像是把电影截帧的明信片拿在手中。如此，观众就可以一边端详手中天青石般的蓝色卡片，一边随着电台播出的台词和声音的质感冥想。
面对有限性，贾曼选择了代表无限的颜色，使‘无限’可以在各种媒介上复制、甚至连带着他自己的生与死一同复活。约翰·温恩(John Winn)引人深思的《表演死亡：德里克·贾曼的中间蓝调》一文，针对《蓝》的“跨介质表演性”谈到贾曼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伊始，就已经赋予了它跨介质性：他使胶片成为了隐喻死亡的载体，成为因疾病而日渐衰竭的肉体的体现。胶片被刮花、被破坏并且最终被使用得破旧不堪。转入数字媒介时，它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再生，随着脉动的频率和震颤的电子而重获新生；他使影像成为更自主的声音作品、表演和文本。温恩写道，“唯有先重新思考《蓝》的媒介特殊性，才可以理解这一作品本身在多重意义上的身体性——不仅仅是关乎贾曼自己的躯体，还有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万千躯体，甚至于也是在荧幕前共同经历这一体验的躯体的集合。”换言之，当一个观者沐浴在这蓝光之下乃至被它迷乱双眼时，就已经进入了一种《蓝》以及《蓝》当中的失去之痛的共同体验。
温恩继续引用了德勒兹（Giles Deleuze）和迦塔利（Félix Guattari）的表述，“色彩代表着人的缺席，那已经逝去并化为色彩本身的人”。这一引用取自二人在《什么是哲学》中对伊夫·克莱因和他的单色作品的思考。他们指出，蓝色“代表着无限，并将规则转变为'普遍感应'”。这种感应，正是贾曼想要在影像中捕捉的。温恩指出，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分析提到“颜色匀称一致的区域之所以会发生震动、收紧或开裂的视效，是因为它承受着一些见首不见尾的力”，也“使不可见的力量得以呈现”。庞大色块的空间开阔感，令我们作为观者能够游走其中。这蓝色引发了我们说的全域效应(Ganzfeld effect)，即：当人被彻底屏蔽了视觉感官时，反而开始看到东西。因而克莱因在他的画作中废除了线条和图案，选择了纯粹的抽象，贾曼也是如此。用屏幕取代画布，贾曼的《蓝》因每个观者自身的投射而富有生机。色彩的纯粹及其唤起真实体验的力量，使观者也得以在空无一人的影像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万古......万古......
“无处不在，蓝色即是所见！永远......永远......”
克莱因说，他被蓝色所吸引，一如被海洋和天空所吸引；它们与地球相关联，是自然界中最抽象的事物：不可能被抓住，亦没有维度。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她的著作《迷失方向指南》中写道：“世界在它的边缘和深处是蓝色的。这蓝色是一种已经遗失的光。”她解释说，我们之所以会将透明事物看成蓝色，是由于光在穿过它们时已经破碎发散。
2018年，比利时沿海城市奥斯坦德的一家独立电影合作社，独影(Monokino)，在《蓝》的25周年纪念日向坐在海滩上面对地平线的观众仅仅播放了《蓝》的音轨。观众们面对着北海上方和比利时天空逐渐消逝的光线，投射他们的幻觉。被移动到水边的影院（或电台）将海景视为克莱因蓝的绝佳替代品：浩瀚的，炫目的，振荡的，不息的，动态的，隐去细节，充满可能性。在那里，贾曼的生命从影像和尘世的纬度中释放出来，化身水滴，从他的药水、药片和命运中滑走。他是不可见的，他飞起来又潜入水中，又在蓝色音景中飞升。
在《蓝》中，贾曼因为接受了自己失明的命运而获得解脱，但同时又因希望而踏实。作为观者，我们投身于蓝色的遐想。蓝色诗意的狂风吹鼓了我们的船帆，行驶其中是如此地流畅，以至于我们尽可以闭上眼睛。虽然，不时地，我们还会在贾曼医院笔记和声音中撞上现实的礁石。贾曼残酷的坦诚和敏锐重重地击中我们，他那蓝色夹杂黑色的幽默以及顺从了疾病的后见之明，在每个观者心里留下又青又黑的瘀痕。
蓝胡子的死神
贾曼的《蓝》是一部影像、声音的巨作，亦是一部文学的壮举。为了表达自己的忧郁之蓝，贾曼把自己浸泡在引经据典的烈酒之海中，呼唤古希腊的神话、圣经人物和文学巨匠。他很善于拿捏后现代散文的形式，在诗节中好好用了一把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的语汇，以碎片化的散文和层层叠叠的声效，再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他诵读伟大超验主义者威廉·布莱克创作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名句，后者还启迪了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知觉之门》。《知觉之门》又启发大门乐队（The Doors）写出：“如果感知的门被打开，那事物原本的模样将尽显。”——号召人们敞开心扉，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布莱克指出，所谓“事物本身的样子”就是“无限”。贾曼在这里做了省略，但把这一概念贯穿了整个电影，将蓝色作为他的“无限”的象征。他说，“蓝色是人类沐浴的普遍的爱，它是地球生物的天堂。”贾曼所写的这种普遍的爱，是对所有男女的爱，再没有人类的残忍和不仁，没有偏见和盲目。蓝色，是他对这种无限的、无所不包的爱的隐喻。
蓝色关乎自我意识，亦同样关乎人性。这不仅仅关乎贾曼自己与疾病的抗争，也关乎他身边的那些总在经历失去和不幸的人。他提到的Rita，指的是圣妇丽塔（Saint Rita of Cascia），她是所有遭受了非人虐待的无望的妻子和寡妇们的守护神。终其一生，贾曼失去了许多至爱之人，“大卫，霍华德，格雷厄姆，特里，保罗......”，他眼看着他们被疾病所压垮：
“大卫从滑铁卢的火车上惊慌失措地跑回家，在那天夜里带着筋疲力尽和神智不清的躯体走向死亡。特里在难以自禁的泪水中含糊不清地念着。其他的生命，像花朵被长着蓝色胡须的死神用镰刀割下一般，褪去生命，随着生命之水的退去而干涸。霍华德慢慢地变成毫无生机的石头，日复一日地僵化，他的思绪被囚禁在一个混凝土堡垒中，直到我们只能在电话上那端听到他的呻吟。”
这些画面呼应着由声音构建的广袤的蓝色声谱世界，在空荡荡的屏幕上自然地浮现，它们仅仅是贾曼强大的画面表现力的个别例子。这些朋友们的肖像在屏幕上再生，从蓝色中出现，然后又如此迅速地消失。在他们形象的来去之中，贾曼抓住了人类对逐渐逼近的死亡的复杂反应。看着至爱之人在身边死去，是一种诅咒般的无法参透之痛。疾病使受难者被疏离于健康的人，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社群的诞生：一种共同的对患者及其家人的同情，使他们成为“别处的公民”。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作为隐喻》的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她注意到 “疾病是生活的夜晚一面，代表着更加繁重的公民身份。”
疾病的隐喻
在贾曼与艾滋病的斗争中，他与蓝色的邂逅不仅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探寻存在主义问题、超越和试图理解天堂，同时也在肉体层面上。他的视力受到病毒感染和药物的严重影响。他的世界逐渐没入了晦暗的树脂的颜色中，就像失去了任何画面的氰版相片。他逐渐只能看到一些蓝色。贾曼在《蓝》中做了选择，他勇敢地站在观者面前，在这部没有人物或图像的电影里引导观者看到未知，看到一部关于他衰竭的生命的电影，用“逐渐闭上的双眼”分享他对自己不可见的世界的反思。
在许多采访中，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去除一切动态图像，贾曼回答说，HIV或艾滋原本就是没有图像的——它不可见，只无声地在夜晚悄然进入。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途径，来表达他面对疾病的每一个面貌：抗争，勇气，绝望，希望，愤怒，幽默，骄傲，谦卑，以及最重要的——人性。在《蓝》中，他问道：“我们（艾滋病病人及病毒携带者）是如何被感知的？如果我们终究能被感知到的话”，“毕竟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可见的”。
不同于他在“面对面”访谈中所说的，贾曼并不是真的希望这项工作像雾或蒸汽一样蒸发。作为维护同性恋权益的发声者，HIV/AIDS的活动家，他知道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当贾曼被诊断出艾滋病时，他生活在英国的塞彻莱特。塞彻莱特阻止艾滋病宣传活动，并出于担心扰乱“家庭价值观”和促进“高风险性行为”的立场，禁止艾滋病防范知识的传播。如此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文化中对患病者的冷漠，以及同性恋群体对自身感到羞耻的氛围。在贾曼的电影生涯中，他通过创造积极的、去羞耻化的同性恋形象来反抗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在这个把他的生命前25年的性行为判定为非法的社会，他进一步揭露了人们的恐同心理。带着艾滋病活着，或者像他经常讽刺的那样，“带着艾滋病慢慢死去”，赋予了贾曼责任将疾病记录下来，并将之与他人联系起来。
艾滋病及其毁灭性，需要的是外界作出最简单但也最激进的一种回应。从人道主义层面，最迫切的需求仅仅是同情心：对一个受苦的人类同胞最基本的共情。艾滋病的蔓延恰巧是与新自由主义上升发展的同一时期，然而自由的头脑却对艾滋病理解甚少甚至充满敌意。在尝试拍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时，贾曼深知他必须向内拍摄才能向外表达。为了让个人感受获得普遍性，蓝色成为了他对疾病的隐喻，这是一种超越疾病自身的隐喻。在蓝色中，贾曼同时也记录了我们——他的观者，通过盲化的视觉以警觉我们的感官，打开我们的知觉之门。
翠雀和蓝
贾曼预言道：“终有一天，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的作品。我们的生命会如云般逝去……我们的时间原本就是如影飞逝。”不同于他庄严的预言，也不同于他自我贬低式的自嘲，《蓝》在电影和电影观众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并且被认为是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电视和广播事件。随着《蓝》的放映，贾曼幻想穿过伦敦的街道，看到所有人家电视机一同发出的蓝色光晕。他并不是真的希望《蓝》只能在深夜向小众的观众群体放映，他想要劫持每一家的屏幕！他希望在艺术人群、艺术影院以及他自己的社群之外看到《蓝》，他希望这个蓝眼睛男孩的故事成为一个日常故事：被倾听，被人看到，并且永远不必为此感到抱歉。
在BBC对贾曼的未经剪辑的采访中，艾萨克斯说：“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几乎从一无所有做到这么多。”贾曼确实是DIY电影中的佼佼者。他的电影敢于着色，揭露，批评，嘲弄和赞美生活。通过他的绝笔，我们可以认为是电影创作给了他驱动力与鼓舞，与朋友们一起拍摄影像则给予他力量。他从不执着于维持某种风格，但在同时始终拒绝先锋，实验或地下等定义，他大胆地通过电影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性取向，民族传统，对语言的热爱以及浮夸和戏剧化的图像；也大胆地把作品送到电视屏幕上，送到电台中去，送到影院中去。他以极低预算和高昂的雄心壮志拍摄和推广着自己的作品。《蓝》得以尽可能广泛地在空中飘摇扩散，永远不会被掩埋于地下。
在《蓝》走向黑暗的结尾之前，贾曼在一座墓前放下了一束蓝色的翠雀。深蓝色的牧场花翠雀，与黄色的毛茛有着相近的基因，它们都是用来纪念至爱之人的花朵。在此，纪念贾曼和他最后的作品：“我将一束翠雀放在你的墓前，蓝。”
*本文原载于Sabzian，发布已得到作者授权。感谢作者Rebecca Jane Arthur。以及Pepa De Maesschalck对于发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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