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11-23
capricious • 万箭穿心:影片解读
马学武 – 每个人都有他的影子
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
• 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可能历来如此）
• 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例如：
• 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 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
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还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
• 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
• 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
马学武真可谓是“冷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不合作是彻底和广泛的，体现在：
• 他用各种借口性冷淡，拒绝行房（影片开头的场景）（这和偷情时的急不可耐和淫声荡漾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非语言行为上的不合作：他在家时成天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目无焦点，魂不守舍（这和他与同事谈笑的眉飞色舞形成极强烈的对比）
• 肢体语言上的不合作：拒绝与李宝莉碰杯（这是影片的主题性画面，后来在给儿子高考庆功的饭桌上再次出现这个画面，这回拒绝与李宝莉碰杯的是儿子，但冥冥中好像马学武借尸还魂）。对于李宝莉的卑躬屈膝，刻意迎奉，用转身脱袜和关门来抵抗和拒绝。
• 拒绝言语与意图的交流：体现在接母亲来家里住这件事上，马学武仅仅稍作象征性地表示，便如他偶尔施舍给李宝莉的几下抽动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实他还真没有同李宝莉交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意愿，就如他说的，房子是我的，要接老娘住，你甭管。即便是死，他也顽固地不留给李宝莉一个字。
• 完全拒绝情感的交流：例如对于李宝莉的情绪爆发，既不安慰也不面质，仅在躲在洗手间捏紧拳头，做象征性地反抗和发泄。（可能历来如此）
• 马学武的绝招应该是一种长期慢性且非常微妙的不合作：例如对于李宝莉与搬运工人锱铢必较，对孩子的粗燥管教，他均暗渡陈仓地怀柔和轻描淡写地破坏，并借此很轻易地占据道德高地，博取同情好感。
相比李宝莉他确实属于一个更有文化的阶层。但他那富余的文化和智力仅仅足以让他一次次地逃离现实，耽于幻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于生命怠惰的人。他把对于生命的种种失望转为无处发泄的压抑，泛化为一种缺乏行动意志的抑郁和几近绝望。面对生活的失望和不如意，不顺心，面对着受本身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限制的李宝莉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他也许没有一刻想到自己可以试着介入，试着改变。恰恰相反，他的唯一救命稻草就是精神上的逃离和情感上的隔膜。他好像是生活的局外人，边缘化的妄想者。促使他逃离现实的驱力如此之大，足可以使他把所有的情感，欲望，心力，正面意义和理想化均赋予他借以逃离的对象。例如：
• 当李宝莉守在家中，想用温柔和热忱，甚至搬出孩子做救兵试图挽回婚姻的时候，他毫不在意地选择继续找借口加班，并和同事大肆吃喝，谈笑风生，得意忘形（可以想见其他晚归的夜晚）。
• 当李宝莉试图进一步努力把他拴在身边的时候，他“升级”了他的逃离，“事先通知”地与同事开房。
• 当李宝莉试图利用东窗事发的道德羞耻感来进一步“罩着他”的时候，他又搬来救兵，让老娘与他们合住，也好继续避免直接面对李宝莉的压迫。
• 当李宝莉发现了他的意图，并产生激烈言语冲突后，他又再一次选择逃离，试图从情人那里获得想象中慰籍，并维持一种暧昧，以便继续他精神和情感的逃离。可纵他苦情西施，痴话连篇，无奈别人却早已出戏，神情泰然，过（吃）得蛮好。他终于发现当他赋予了每次逃离太多的理想化和美好时， 如此的一相情愿恰恰别人无法负载，而终究要自己承受失重失落的。
• 当他得知自己下岗时，终于觉得无路可逃了。因为下岗会逼迫他回家，丧失一切逃离的借口。下岗会让他在李宝莉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毫无翻身希望。而他唯一的情感出口也如雪景融化后的泥泞，一片狼藉，不堪回首。于是，他宁愿懦弱地死也要逃离他不想面对的现实。在这里，死是容易的，而生恰恰是艰难的。想象是容易的，而实际常常令人不堪。
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会想象和做梦后，一旦遭遇挫折和伤害，很多时候就如马学武一样活在自己的想象里，用理想化的暧昧代替直面现实。用各种积极的奔忙，来闭锁禁锢自己的人生，却不期然成了自己生活的破坏者和对他人冷暴力的施予者。每个人身上都有马学武的影子，只是生活不是电影，它不会把你逼到走投无路，只会让你在沉默中渐渐迷失，渐渐萎靡。
救猫咪 - 影片的移情工具
所谓“救猫咪”场景是指：当我们遇见主人公时，他必须要做一些让我们喜欢上他的事情。通过救猫咪场景，我们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移情，从此开始关心她的命运，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渐渐被影片牢牢地吸引。从某种程度上，建建和何嫂子都是李宝莉的猫咪。何嫂子和建建都先后是她关心和照顾的对象。从中可以反映出，李宝莉作为草根，对于其他底层劳动人民有着一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同情，善意。就像袜子店老板对她冷嘲热讽中透露出的为她担心。但李宝莉与众不同之处在与她的同情善意会转化为主动关心和照顾的行动，且不计利害。
在影片的前半部，每当情节出现她暴烈的脾气和不近情理的苛责后，会立即插入一个救猫咪的场景。维持观众对于李宝莉的移情。第一次救猫咪是对于何嫂子生意的照顾，甚至挡风遮雨。第二次救猫咪是得知建建被抓时，流露的对于建建安危福祸的关心和担心（这时候的表情是微皱眉头）。而且，这些救猫咪的场景在影片后半部不断发展。李宝莉担心建建释放后的出路，担心他重操旧业，担心打架斗殴的是他，每次都如此轻蹙双眉。李宝莉甚至还关心他收帐是否吃亏：只换了个破面包车，关心他住得是否寒酸，关心他喝醉酒掉到沟里。李宝莉救猫咪之心从不改其衷或轻易受挫，而投入金钱和情感投入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样的救猫咪次情节对于激发观众的移情，有着累加和叠加的效果。影片这样安排是非常巧妙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对于一个人初期印象较差，随着逐渐的了解，印象转好，这样的对比和反差对于人的心理冲击力是最大的，胜过一直印象很好。于是，观众移情的程度就不断增强，直到顶点。相比何嫂子，李宝莉甚至显得更能吃苦，更会做扁担生意。但何嫂子的性格比较平淡，很难进一步反衬李宝莉的性格。何嫂子的惟一叙事功能就是调侃了阴盛阳衰（这在影片中和生活中无疑都是事实）。于是，在何嫂子次情节结束（在一次忍受婆婆逼迫和揶揄的，代价重大的救猫咪行动中达到高潮）后，建建的次情节便渐入高潮。
建建 – 一个自我击败的人，李宝莉的一面镜子
建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嘴贱的人。想必他的真情曾遇到过持久的伤害，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和巨大的羞耻感。于是，每当他要表示善意时，或者产生与人接近的愿望时，那种对于伤害的回忆和羞耻感就条件反射般地涌到心头。从而，他发展了一套自我击败的人生策略：既然多情总被无情伤，那么在你还没有伤害我之前，我就先发制人，先无情地攻击你，这样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
• 出狱回来遇到李宝莉的主动关心，他明明有些触动，却说，怎么怕我吗？
• 邀请李宝莉去看他的货运站，本来很热情，他非要加上一句，你又不能给我带来生意，你个扁担。
• 在诱奸李宝莉后，他明明想和她约会，却莫名其妙发挥了一大段：现在的人都很随便，做完了跟没事一样。
• 李宝莉去探望他，帮他收拾屋子，他明明感激，却推托说，我又没有请钟点工。
• 李宝莉弄伤了他，去赔钱道歉。他试图表示不想谈钱，不想见外，却说成我睡了你也没有吃亏，你怎么倒贴我钱。
• 当他从李宝莉的委屈爆发中意识到她的真情流露时，他内心应该有所感动，却明确冷冷地说本来就没有当真，不要装得很有情。
• 当然，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第一次说出了主动关心的话（有什么打算），自我表露的话（我就是嘴贱），毫不犹豫担当的话（老子不怕），再没有加上一句什么。
其实建建活脱就像李宝莉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父母可能由于生活的苦难和重担忽略了他们，可能因为本身性格和脾气乃至文化素养的局限对他们的情感需求置之不理，或者甚至对他们施加了言语乃至肢体的暴力。于是，他们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不安全感中。他们是如此地需要爱，渴望爱，想表达爱，却因为生命早期种种的共情挫败和巨大羞耻感，演出成了一种怒气和攻击欲。他们没有掌握爱的语言。他们粗暴地对待别人，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如此地粗暴对待。记得在搬家夫妻冲突中，李宝莉恶狠狠地骂马学武：生得贱。也许她也被这样责骂过。
李宝莉- 少有人能做到的坚韧，刚强和容忍
对于李宝莉而言，早年共情失败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真的缺乏共情的能力，即为别人设身处地设想的能力。李宝莉只能生活在她自己的现实框架和习惯思维里面，无法哪怕一点点地跳脱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她说了劳心的事情她不行，她做能做到最劳心的事情，就是以己度人：
• 她也许生在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环境里，这既培养了她能为不多的报酬任劳任怨的态度，却又带给她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思维定势。她怎么也不能共情搬运工人的辛苦，却只能以己度人，反感他们不如自己任劳任怨，货真价实，价格公道，钱货两清，更反感他们就地起价，懒惰不负责还贪她家小便宜。
• 她能感受到丈夫从当初跪地发誓对她好，到不合作冷暴力的变化，而自己心意似乎不变，为此愤懑委屈不已。但她却感受不到自己优势意识和强势态度给丈夫带来的委屈，受挫和不断逃离。所以她强烈反对小景的警告。
• 对于丈夫百般拒绝房事或者敷衍了事，是因为伙计不给力或者第二天要搬家等借口，她都木知木觉地相信，直到她发现丈夫和情人发生奸情时的急迫慷慨，春声荡漾，对比后方才觉悟深深的失落和自尊的贬抑。
• 她顾及儿子，没有去抓奸在床，希望通过第三方外力把偷情的丈夫给轻易夺回来。却没能设想这么做可能给丈夫带来的事业和感情上的伤害。
• 她好不容易通过外力和自己的“宽大”把丈夫服服帖帖地抓到身边颐指气使，不料丈夫搬出老娘来横插一杠。她气急败坏，怒火中烧，恶言相向，冷嘲热讽，却无法设想这么做给丈夫和婆婆带来的严重伤害。
• 她只知道拼命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把人生的一半奉献给了孩子，却体会不到自己的恶言厉吼，粗暴对待，缺乏共情的关心和缺乏陪伴，给孩子带来的恐惧和疏离，以及丈夫，婆婆的态度对于儿子的负面影响。
• 当她知道丈夫自杀后，她只认为丈夫是受不了下岗的刺激自杀的。所以，她又以己度人，说自己下岗了，不还活得好好的。她想不清白，看不起丈夫的懦弱，更不能理解丈夫对她一言不发，甚至觉得丈夫有点对不起她。
反过来，曾经饱受损害和侮辱的李宝莉，对于人情冷漠，甚至是粗暴对待，却有着深厚的容忍力和超强的耐受度。对于丈夫拒绝敬酒，李宝莉自我调侃说，今天高兴不和你计较。对于婆婆一次次的言语相逼，李宝莉每次都忍了，默默无言。也许冷漠的环境让她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自己不值得接受这些委屈。相反，对于早年爱的缺失，她恰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份爱，为此她宁愿扮演一个牺牲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而甘之如饴，矢志不渝。
正因为她无法共情，影片前半部马学武要求离婚，偷情，自杀成为了她人生的三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毫无抵抗，冲击巨大的大灾难。但是，与马学武不同，李宝莉决不逃避，打倒了再爬起来，勇敢面对。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坚韧和刚强，以及强大的意志力。影片的前半部在激励事件（马学武提出离婚）后，由她强大的意志力贯穿。马学武提出离婚，她痛哭过就去找小景出主意，在小景的劝告下，用不断升级的各种办法把马学武拴在身边。例如从苦苦守候，好生伺候，好言相侍，利用儿子，到主动出击，跟踪伏击，运用公检法，给婆婆下马威。很显然，她根本不是马学武的对手。发现马学武偷情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但很快就能爬起来，揩干眼泪，拾掇自己，并用巧计获得电话号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她却一滴眼泪没有掉。虽不明所以，却毫不为迷信所迫，马上励志撑起一片天。试问这在当代人里面有多少能够做到。底层劳动人民需要辛苦地劳作方能果腹，通过这些生命的历练，他们的血液里骨骼里都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生命的权力和尊严（这在李宝莉和小景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李宝莉对于用体力挣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自在和自信）。同时，被活生生的残酷现实逼迫着追逐着的他们，每分钟都活在现实里，扎在泥土中，没有时间和空间来奢侈地做马学武式的幻想，马学武式的逃避。例如被丈夫以死抛弃后，她第一时间就检查存款。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给了她一种不认输，不信命，不放弃的性格。影片的后半部也被她的强大的意志力支持，“要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它散了”，一切为了儿子（显然她的百般讨好也似乎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壁）。她的坚持和勇敢，却每每能够让她渡过生命的种种苦难，仍然充满勇气，依然心地善良，情真意切，不改初衷。她高扬了人性的光辉，万丈光荣。
可是，一切都走向了她愿望的反面。马学武没有拴住，不留一字，永远离开，却久久阴魂不散。万没有想到她一往情深，含辛茹苦培养的儿子，会那么决绝地背叛，要和她一刀两断。她还是不服不屈。可是，居然这两件事非但有关联，而且都直接归咎于她。恍如晴天霹雳，她的整个世界，以及她所信赖，依赖，为之奋斗的价值（拴住丈夫，为了儿子）瞬间崩塌了。众叛亲离，她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和寄托。她拼命地逃离这种天崩地裂，黑白颠倒的现实，来到了江边，走投无路，莫知所往。可是，逃无可逃，一群庆生的孩子又把她硬生生拉回到了现实。这时，曾经坑了她的生活，醍醐灌顶似的教会了她共情，她似乎明白了马学武当初的走投无路情归何处，以及来到江边时的凄凄惶惶，她终于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惶恐和疏离毁坏了他童年的快乐。
许多人在生命的早期都会不期然遭遇一些情感的挫折和伤害。当他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往无前的斗士，一定要争一个胜负得失，用来补偿从前的缺失。那些争名逐利，蝇营狗苟，那些狼奔豕突，好强斗勇，那些不甘挣扎，贪心不足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李宝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梅花香自苦寒来，最终她学会了和解，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她意识到，那些拼命争取的高低短长，那戏武断评判的高贵贫贱和那些斤斤计较的强妄态度，恰恰伤害和扭曲了人生，恰恰局限并丧失了自我。于是，她终于学会了放弃争输赢，并接受人生和自己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就像收留她的建建那样有过去，有缺陷，有反复。人生，或者就像建建的破车那样吼得响，开得慢，常常会熄火，还得要自己下来推一把，方能收拾精神，重新上路。这是李宝莉的了悟，也是李宝莉的救赎。
婆婆 – 影片场景情感价值的调节功能
• 影片场景的动力在与对于观众而言的情感价值的变化。而对观众而言情感价值的变化，取决于观众对于主人公的移情，即对主人公自觉和不自觉愿望的理解和关心。而婆婆是影片情感价值的调节器。在影片的前半部，由于李宝莉的需求是夺回丈夫。婆婆成了她实现愿望的重大阻碍，观众的移情尚在李宝莉这边。但是，李宝莉的强势，蛮不讲理对比婆婆的委曲求全，可怜和被逼出走，婆婆成了弱者。观众的同情心总是偏向相对的弱者。于是观众的同情中心开始偏向婆婆而非李宝莉。可毕竟影片同情的中心需要回到李宝莉身上，下半部影片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来转移同情的中心。
• 第一个场景：李宝莉开家长会：她那劳工身份和粗线条性格与现场的很不协调，婆婆又发不让她来的牢骚。第二个场景，李宝莉回到家里，低声下气地求儿子同她说话。这里充分体现了爱使人渺小这句话。这时，儿子的莫名呵斥，婆婆又助威地数落她没文化。于是，李宝莉和儿子，婆婆，以及周遭环境的关系颠倒了，李宝莉成了彻底的弱者，好让观众改变同情的中心。接着，影片马上用两个场景来间接歌颂李宝莉。一个是小景和儿子谈，母亲有多不容易了。一个是老师斥责学生，扁担的儿子年年考第一。
• 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同情李宝莉，我们了解她的愿望是尽可能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帮助儿子读书，并且赡养婆婆。我们也了解李宝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即消弭与家人的隔阂，重新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找回爱。 但每每这个不自觉的欲望，都遭遇了婆婆的打击。她说给孩子买点好的，婆婆说这个还用你说。她关心孩子学习，婆婆说她没文化。她问婆婆借钱，婆婆借机逼她把房子过户。她照顾孩子高考，婆婆说她碍事赶她走。最后婆婆生病还间接造成了她和儿子的误会，以及孩子和建建的冲突。
• 这些段落里，婆婆和建建的作用是类似的，即让观众坐情感价值的过山车。每每李宝莉在与孩子/婆婆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有所融洽，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婆婆马上浇一桶冷水，情感价值转而从正到负。每每李宝莉和建建的关系上似乎取得了一点进展，李宝莉长期缺失的对爱的渴望有所复苏，情感价值从负到正，建建又嘴贱破坏殆尽，价值从负到正。
• 婆婆最后开始理解和同情李宝莉，并为她的遭遇惋惜。这里，婆婆的角色起到了反衬的功能。如前所述，当一个人通过了解，把对别人的负面印象渐渐转向正面的时候，是最令人信服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婆婆的转变反衬了李宝莉人性之美如何水滴石穿，撼动人心。
小景 – 影片的叙事功能
• 小景在影片中主要承担是叙事功能。她一出现，就引发了李宝莉的痛苦流涕，无助无措 。这和李宝莉前一个场景里面的强势和控制欲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顿时让我们对李宝莉改观，从强到弱的反差和对比，让观众开始建立移情。在李宝莉发现丈夫出轨后，万箭穿心地痛苦不能自已时，这种移情进一步增加。 当然，观众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就多半不支持出轨。
• 李宝莉每次遭遇变故后，小景都要来出谋划策，顺便感慨一番。对于情节既有推动，又有一种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小景给李宝莉出的第一个妙计，把老公拴住，直接导致影片上半部分的动力和故事脊椎。小景给李宝莉揭示万箭穿心的秘密，李宝莉不信命，发誓要撑起家，直接导致影片下半部的动力和故事脊椎。
• 上半部里，小景上门进行调解时，和李宝莉的对话，点出了李宝莉的身世，也间接解释了李宝莉婚姻不合的原因，对于影片的人物塑造，情节动力起到了关键性的揭示作用，可以说是一月照万川。
儿子 – 撑起影片后半部的负面力量
• 许多人诟病儿子的角色过于脸谱化，单一化。这里不免要多涂几笔。在小景上门调解的同一个场景里，儿子也表明了明确偏向父亲，讨厌母亲的态度，为后面的情节进行了伏笔和铺垫。
• 在后面的影片中，对于儿子的态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反复展示，铺垫，并有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闪回，用来渲染最终的母子冲突，就是要建立儿子反叛态度的合理性。
• 孩子害怕并疏远易怒暴躁的母亲，和爸爸亲是正常的状况。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母亲长期不在身边，听由自己印象，想象，和奶奶的灌输，产生憎恨和背叛，其思维不成熟，归因偏颇单一，也是正常，无可厚非的。
